宙论。”[5]
物在今天越来越不受注意力的待见。[6]物在当下的超膨胀导致了物的爆炸性增长，这种超膨胀恰好预示了人们对物日益增长的冷漠。我们不再迷恋物，而是迷恋信息和数据。与物相比，我们在此生产和消费了更多信息。我们极其沉迷于交流。力比多能量抛弃了物而占据了非物。后果就是“对信息的狂热”(Infomanie)。身处其中的我们都是“信息的常人”(Infoman)。对物的拜物教已经结束了。我们变成了对信息和数据的拜物教。在此人们甚至可以说，有一种“数据的性欲”(Datasexuals)。
工业革命深化并拓展了物的领域。工业革命只是让我们远离了自然和手工劳作。只有数字化才终结了物的范式。它让物臣服于信息。硬件是恭顺于软件的基础。对于信息来说，它们是次要的。硬件的微型化让它们变得越来越小。物的互联网让硬件变成了信息的终端设备。3D打印机让作为存在的物贬值。物被降格为信息的物质衍生品。
[5] Niklas Luhmann, Entscheidungen in der »Informationsgesellschaft«, https://www.fen.ch/texte/gast\_luh-mann\_informationsgesellschaft. htm.
[6] 人们在文化科学中可以观察到对物与日俱增的兴趣。然而对物的理论兴趣并不意味着物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专门将物提升为理论反思的对象，这恰好是物在消逝的标志。物的颂歌实际上是它们的告别曲。物被驱逐出了生活世界，它们在理论中寻找避难所。“物质文化”和“物质转向”也可以被理解为对那种由于数字化而产生的、现实的去质料化和去物化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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