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盲目的工业发展中仍然有计算的话,那也常常是赌博式的，毫无新意地用不可计算性作赌注。机器以无法预测的方式越来越紧急、越来越确实地超速运转。多米尼克·雅尼科发现了当代科技体系内部的这个矛盾：
已降临的灾难和潜在的风险把理性与理性的效力相对峙。理性告诉我们，彻底控制理性的效力比促生它们更不易。[……]理性的效力一旦超出正常范围，就会危机四伏：包括积蓄的力量突然失控的切实风险；更微妙的是，危机也包括思维的僵化或混乱。磁针在接近地极时会拼命摆动，同样，思维[…]也会因屈服于咄咄逼人的不可计算性而试图放弃统一性、和谐性和责任感。①
这里，降低风险的计算也几乎注定要引发另一种性质和另一种不可计算的风险。
紧急状态也是某报刊在1988年5月法国总统第二轮选举前的周末所说的“不停手的重击”②,仿佛紧急状态变成了法令，而法令本来是为了遏制紧急状态的。
紧迫性是速度的悖论，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为了降低风险而快上加快；二是借着加快速度而把风险推至极限从而转移风险。
人们管理的已不再是多如牛毛的“小”风险，而是实际上越来越频繁、越常见、越普通也越极端的数量较少的“大”风险。这是技术自我能动性的矛盾、自治与能动性的矛盾、出车祸与燃油耗尽的矛盾。具有优先权的车辆和特别法规靠速度来处理法规—这个法规便是速度—本身引发的紧迫性。欲排除车祸的影响，救急者必须超速行驶。但限速不正是防止车祸影响的基本措施吗？一辆救护车和一辆警车在前往出事现场的路上违规行驶而相撞，这反映了加速的结构性趋势所引发的不足为奇的情形。同样的结构亦可见于电讯对股市的影响以及对一般记忆超前的通达中。这里的赢是相对于速度而言，更广义地讲是赢得时间，是相对于未来的领先，其中技术的结构领先使技术处于危机和持续的紧急状态之中。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 《理性的力量》,第50页和52页。
②《解放报》对乌维阿(Ouvéa)大屠杀的报道。——原注。法属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的反殖民武装于1988年法国总统大选前袭击了当地的宪兵队，并把27名宪兵人质挟持到乌维阿溶洞中。当时，以希拉克为总理的法国政府下令镇压叛乱，交战中有19名叛党被政府军击毙。——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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