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引发一种超出自我逻辑即超出体验的扩展。存在着一种“不具备由自我主动性产生的意向意义”的被动生成，必须“靠某种意向性赋予其活力，并靠意向性将其转化为[…]纯理论意义上的前意识和前主动的计划”。然而这只是上述困境的新的表现形式而已，因为目的论“在驳斥现象学的同时”也挽救了现象学。
从本质上讲，目的论不可能在原初明证性中被给予某个具体的主体。为了忠实其使命，目的论应当先于所有的主动构成，也应当先于所有主体的意识。[……]把意向性变为超主观的主动性——即超时间性或者说无所不在的时间性之主动性—不正是否定现象学之前的所有成果吗？①
在《欧洲科学危机》中，本质与存在层面(即欧洲本质观念)的混同，涉及到科学历史的开启与定位论题的发明问题以及先验的“我们”之问题又制造了主动性与被动性“辩证法”的所有疑难，同时也把这些疑难转移到最起始观念的生成问题上来，其原因是：要么从未有过这种启动，从未有过任何开端，也从未有过真正的欧洲(只有历史被造作的欧洲);要么并没有经验与先验的分水岭。然而，这个主题又把现象学引到有限性问题上来，于是该问题变得像“技术生成”的假设那样不可还原。《几何学起源》探讨的正是这一问题。胡塞尔使用的仍是“先验还原的方法，这种还原不再有单纯的自我意义，而是被运用于先验的共同体”②；而且这种还原无法还原的——即不属于实际性的——正是技术性，同时也是真正的传统的沉淀，二者都涉及到事后的疑难结构：
第四章时间物体和滞留有限性
① 《〈几何学起源〉导论》,第248页。
② 同上,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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