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塞尔的《构造研究》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三个层次，但有两点不同:首先，它们恰恰不是被作为程序来考虑的;其次，这些作为程序的层次中贯穿着被胡塞尔彻底摒弃的“什么”的技术动力。传统本身带有其自身的解构，唯有外延—即左右着生活变为技术的新型程序体系—使之成为可能。时间性与外延之间像释放新的个体化可能性的后种系生成与遗传调节之间的关系那样密不可分。选择原理支配着这一进化：
把种族记忆放在动物种类之外的严重后果是：它使个体自由地走出既定的种族框架，也使种族记忆本身有可能进步。①
阐明这种进步的含义就是通过建立一般程序来描述外延过程的各种应用实例。神经系统是“通过建立程序来满足各种内部及外部需求”的机器，而程序是个基本概念，因为它也允许我们跨越动物性与人性之间、人性与技术性之间的界限：勒鲁瓦一古兰的人类学其实是极端的“非人类中心论”。全部科学程序都包括在这个既可用于动物学及人类学，又可用于技术学的程序概念中:把动物、人类与机器统一起来，其实正是所谓“认识”科学的聚合原则。我们稍后还会分析这种聚合的种种局限性。
需要质疑的正是这个程序的概念，因为在比较动物社会和人类社会时，“问题不在于[……]本能和智慧的差别，而在于两种程序模式的差别”。从这一概念出发才能理解第四记忆的产生条件。第四记忆不是特定的、不是种族的、亦不是个体的，而是不折不扣的机器的记忆。
第二章迷惑的生成
① 《手势和言语·第二卷》,第22页。
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