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 第 178 / 180 页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³³⁴

乍看上去，这似乎确认了康德对智性直观的禁令。但庖丁进一步提出另一种认识方式，也就是道，道超越一切知识，但心可以理解道。这对佛教来说也一样，体现在空或无的概念中：空与相共存，但为了理解空，就必须超越相和物理因果性。

英语世界的读者如果想深入牟宗三对智性直观的论述，那么塞巴斯蒂安·毕游塞（Sébastien Billioud）的著作是很好的入口，尽管毕游塞也批评牟宗三，说他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避而不谈，也没有论及后康德哲学，尤其是费希特和谢林对智性直观的重新解读—这批评得很在理，因为牟宗三虽多次提及费希特，但从未深入过他的思想。毕游塞试图通过法国谢林专家蒂耶特（XavierTilliette）的著作来对比牟宗三和谢林。³³⁵ 但我们必须当心这种比较。“智性直观”一词已经够含糊了，它在德国唯心主义中的传承更甚。在1981年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中，毛奇·格兰（Moltke

Gram）反对智性直观从康德到费希特再到谢林的“连续性主题”。格兰总结，这个“连续性主题”由三个断言组成：①对康德而言，智性直观是一个单独的问题；②智性直观的对象不是被给予的，而是由智性直观创造的（就神的创造来说）；③费希特和谢林否认康德所说的人类没有智性直观，而且把智性直观确立为他们的系统的核心。³³⁶ 格兰揭示出，对康德来说，智性直观至少有三个不同含义：①积极意义上的对本体的直观；②一种原型智能的创造性直观；③对自然的总体性的直观。他进一步论述道，费希特和谢林的智性直观概念根本和以上三个含义不符。³³⁷

事实上，如果我们切近地考察费希特和谢林对智性直观这一概念的使用，就会看到他们和牟宗三几乎是对立的。对费希特和谢林来说，康德的“我思”还只是一个事实（Tatsache），无法充当认识的基础。认识的基础必须是绝对的，不能以任何事物为条件。对费希特来说，在“我思”之上必定有一种对这一“我思”的直接意识，正是这一意识具备智性直观的地位。在他的《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中，费希特说：“如果智性直观的自我存在，因为它是其所是。那么就其自我设定而言，它是绝对自足的和独立的。”³³⁸ 所以费希特提出，要把智性直观思考为事实行动（Tathandlung），是一种自我设定的行动。同样地，谢林早期把智性直观理解为认识基础，在1795年的论文《论作为哲学原理的我》（“Of the I as the Principle of Philosophy”）中他阐释了这一观点。虽然费希特和谢林都面对了从无限到有限的通道这同一个问题，但发展出了分歧。在费希特这里，无条件的我要求一个充当否定或阻碍（Anstoß）的非-我。无条件的我之外只是这种否定性效应的产物。然而谢林的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从我走向自然，并认为我和自然有共同的原理，这体现在他著名的声明“自然是可见的精神，精神则是不可见的自然”中。³³⁹ 对谢林而言，绝对不再是主观的一极，而是绝对的主体－客体的统一，这个统一体总是处在递归的运动中。简而言之，费希特和谢林的智性直观概念是基于对认识的绝对基础的寻找，这个基础后来成了一种递归模型，无论费希特的“抽象物质性”³⁴⁰ 还是谢林的“自然的生产性”³⁴¹。后来黑格尔在《费希特与谢林的哲学体系的差异》（TheDifference Between Fichte's and Schelling's System of Philosophy)里讨论了两者的区别：费希特力求“主观的主体－客体”而谢林则寻求“客观的主体－客体”，意思是谢林认为自然是独立的（selbstständig）。³⁴² 无论如何，智性直观在这两个计划中的意义都迥异于牟宗三将其与中国传统相连时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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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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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庄子，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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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毛奇·格兰，《智性直观：连续性主题》（Intellectual Intuition: The Continuit_y），《观念史》期刊（ ），42:2（1981年4月—6月），第287–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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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尤兰达·埃斯蒂斯（Yolanda Estes）回应格兰说，实际上康德的智性直观有五个含义；除了这三条，她又增加了（4）我的自我活动的统觉，（5）道德律令的直观和自由的直观的结合—并说明，费希特和谢林肯定了这两个含义。参看尤兰达·埃斯蒂斯，《智性直观：对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连续性的再思考》，D. 布雷泽（D.Breazeale）、T. 罗克摩尔（T. Rockmore）编，《费希特、德国观念论和早期浪漫主义》（Fichte German Idealism and Earl_y Romanticism）（Amsterdam: Rodopi, 2010）,第165–178页。

335　毕游塞，《透过儒家现代性来思考：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研究》，第8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