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智能技术、大数据、云存储、区块链技术正在日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周围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这种超级加速度带来的不仅仅是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和智能进步，也让我们这些生活于其中的活生生的人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眩晕感。当加速度超过了我们的忍受力的时候，我们不仅被绑定在一个不知道开往何方的高速的装置之上，也让我们的心灵承受身体上的冲击和震撼。加速！加速！数字时代正让我们呕吐出我们的灵魂！这种状况，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词语：异化。在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给我们带来巨大便利—如我们不再需要用现金和信用卡来支付，北京和上海之间的距离被高铁缩减为4小时交通圈—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也被这种技术革命疏离化。这或许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人物哈特穆特·罗萨高呼的“新异化的诞生”。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曾提到，今天，卢卡奇关于物化的判断或许已经沦为明日黄花，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异化是一种全新的异化形式，即数字异化。不过，在我们做出这个断言之前，必须回顾一下思想史上关于物化的论述，也只有在概念史的光谱下，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看见，今天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新异化形式对于我们今天的数字化生存意味着什么。
一、对象性活动的分离
对异化或物化问题的探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文本。在笔记本Ⅰ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无情的挞伐，而他手中的批判的武器，实际上就是异化。在现象学层面，马克思首先给异化概念作出了一个描述性的判断：
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已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已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蠢，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①
第六章 数字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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