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1984》并称为20世纪三大反乌托邦小说，其中，《美丽新世界》代表着一种最彻底的对立：以国家理由为名的治理技术和人类的异轨存在（思想、感情、意志）之间的对立。在赫胥黎的小说中，通过自动化技术和一种高度身体性愉悦的娱乐，让人们彻底地从自我身体层面被封杀了任何偏离的可能性，即他们永远都是巨大的国家机制下的身体存在物。公司化的国家利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和催眠、睡眠疗法，并同时利用一种“无副作用”（仅仅是无身体上的副作用）的“苏摩”麻痹，让人们沉浸在一种标准化生产出来的身体快感当中，甚至这个未来世界直接用生物胚胎技术(在小说中叫作“波卡诺夫斯基流程”)生产着未来的标准化的身体，一个可以按照国家治理流程而生产出来的身体，“标准化的男人和女人，标准化的群体。一座小型工厂的员工可能就是同一个波卡诺夫斯基流程处理的卵子的产物”①。显然，任何畸形和变态在孕育过程中就会被波卡诺夫斯基流程加以剔除，剩下的都是与这个未来的美丽新世界和谐共处的标准化的身体。因此，这个公司化国家创造的社会，就是一个“共同的、统一的、安定的、和谐的”美丽新世界。
尽管这部1931年创作的小说出版于纳粹上台的前夜，但后来在二战中和战后皆被西方文化赋予了反纳粹、反极权主义的色彩。但是，人们往往忘记了，这部小说的主旨实际上是一种身心二元论，即通过将身体的娱乐极度放大，让人们内在地忘却精神。这是因为，对于国家治理来说，身体具有可控性，是可以预期的，并可以在一种治理技术下加以管理和控制，从而缔造出一个稳定而和谐的国家状态；相反，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是不可控的，因此需要内在地消除，从而将一切不可控、不稳定的因素扼杀在摇篮当中。实际上，如果深入理解这部小说，它指向的并不纯粹是一个极权的领袖，而是一种现代化的治理技术：这种治理技术，在赫胥黎那里更近似于资本主义下的福特制生产体制，即将工人的身体捆绑在生产线上，他们的身体是生产中可控和可管理的单位，而他们的身体完成的只是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而已。可以发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精神内涵上更接近于福柯从国家理由出发（raisonsd'État）的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即从对身体的控制，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和谐。
第八章 数字生命政治学
①[英]赫胥黎：《美丽新世界》，陈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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