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哈特和奈格里还是维尔诺，都十分清楚地看到今天实际上有一种无形的“机器”架构着生产，阿甘本将这种机器称之为“装置”(apparatus)，这种无形的巨大装置让每一个参与其中劳动的人都成为它的一部分、一个零件。在这一点上，意大利自治学派的确把握住了后福特制生产的要害，即一种非物质的力量，而不是物质性机器的力量，将所有生产劳动凝结为一个整体。他们同样敏锐地看到的是，这种力量，即一般智力，是劳动者生产的结果，依赖于每一个参与到其中的劳动者的生产的力量，聚沙成塔。然而，奈格里等人的错误在于，他们过于乐观地将这种非物质生产主义的一般智力，看成了一种主观性，在另一本书中，奈格里直接将一般智力的生产等同于“主体性的生产”(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他认为：“我们想强调的是，主体性生产的原因或动力是在权力关系内部建立起来的，因为关系的复杂博弈不断地会被生命欲望所清除。因为生命欲望标志着抵抗权力的出现，抵抗本身成了主体性生产的真正动力。”②奈格里实在太乐观了，他的错误在于在非物质的生产与主体性的生产之间直接画上了等号，这样，在他那里，非物质劳动生产出来的一种无形的“机器”被直接等同于主体性，等同于工人抵抗的可能性，因为他认为正是一般智力创造了将零散的各个主体[他和哈特的概念是大众(multitude)]聚集起来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则为颠覆资本主义和帝国的统治奠定了基础。2017年奈格里在南京大学的讲座中更是强调，一般智力就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径，因为主体性的生产将不变资本变成了可变资本，而这种可变资本的权力不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而是掌握在被凝聚起来的大众手中。事实上，奈格里已经在这条偏差的路径上南辕北辙了。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trans. Isabella Bertoletti, James Cascito, Andrea Casson, South Pasadena: Semiotext (e), 2004, p. 41.
② Antonio Negri, The Porcelain Workshop: For a New Grammar of Politics, trans, Noura Wedell, South Pasadena: Semiotext (e), 2008,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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