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德里达并不打算十分消极地看待这些作为能指的备胎的书写痕迹，也正因为它的残留，才超越了当下时间性的限制，让书写痕迹可以在新的基础上焕发出青春。首先，按照德里达的定义，书写痕迹实际上并不直接具有交流的作用，它并不完全在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统一体之内。这个定义一方面表明了书写痕迹相对于符号体系的外在性，也在另一方面说明了，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当人们直接面对书写痕迹的时候，是无法直接理解的。书写痕迹是某个历史时间内的语言行为的衍生物，是备胎，但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备胎，它只留下了历史岁月的线索，而并不直接将书写痕迹的原始能指的内涵传递给历史时空之外的阅读者。千百年之后的阅读者，如果要解读面前这个残留的书写痕迹，就必须进行一项操作：增补（supplément)。增补也意味着，我们在当下对千百年前书写痕迹的解读，绝不是回到原来的真实含义，而是一种在新的当下的增补。德里达说：“增补进行着补充。它只是进行着替代。倘若它填补了空缺，它在替代（à-la-place-de）的位置上进行着干预或实现了饱和。”①于是，在若干年后的解读中，实际上并不是我们阅读了书写痕迹，而是通过增补，让原先无法阅读的书写痕迹变得可以阅读；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增补让不可阅读的书写痕迹变得可以阅读，于是，我们便忘却了增补的存在。德里达将这个通过增补让书写文字重新变得饱满起来的过程称为文字化（grammatisation)。这样，所谓的文字学就是对既定的书写痕迹进行增补加工的过程。对书写痕迹的每一次调用，都面临着不同的增补，也意味着面对不同的文字化。文字化是面向当下的生产，让不具有意义的书写符号重新在语言学或符号学意义上获得饱满的意义，从而成为让后世的人们可以阅读和理解的词语和文字。这是两个层次：一个是书写痕迹的纯粹文字学的层次，它与真正的语言交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另一个是通过文字化，得以在语言学上变得可读和可理解的层次。这两个层次就仿佛是未装修的不可居住的毛坯房，与经过装修的增补而变得适合人们居住的生活房之间的区别。那么，当代的文化工业，绝不是让我们回到那个不可阅读的书写痕迹，而是将它们作为材料，重新获得我们当代语言可以理解的意义。
第十一章 数字再生产
① 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11, p. 202.
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