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于这些新的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公司，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它们销售的软件和硬件，比如微软就是卖Windows和Office这样的软件的公司，而苹果就是卖手机和电脑的公司。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很难将贝佐斯纳人这个范畴，因为贝佐斯的亚马逊无非是提供了一个在网络销售商品的平台。那么，在这个权力翻转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还是回到之前的命题，我们在网络中的行为构成另一个行为者网络，即一个庞大的数据网络。我们知道，这个数据网络可以通过我们的点赞、购物、观看视频、玩游戏、发帖子来建立各种数据之间的关联，并在算法上体现为一系列的关联函数。这些关联函数一旦确立，就可以对特定对象进行分析，如该对象喜欢什么样的款式，偏保守还是偏激进，经常去哪些场所，喜欢参加什么样的活动，等等。根据这些分析出来的信息，像苹果、亚马逊、Facebook这样的大数据平台就可以对症下药，十分精确地向该对象发送特定信息。不过，对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逆过来看，即生成的大数据网络，不仅可以作用于消费端，也可以作用于生产端，不仅可以分析具体对象，也可以做群组分析，将对象的消费行为按照年龄段、性别、地域、文化层次进行分类，然后分析不同群组的消费和行为倾向。譬如，经过对购物中的交易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判定A城市今年夏天20岁左右的女孩子大致喜欢什么款式的衣服、大概需要多少件，这样的数据对于服装生产商就直接具备引导性作用。此前，个别的生产部门是盲目的。马克思曾说道：“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这种理性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①马克思将之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与社会上的实际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由于生产的盲目，要么造成生产不足，要么生产过剩，尤其是后者会直接影响到产业资本家的资本周转。但是，如果拥有了由各种行为者构成的大数据网络之后，产业生产的盲目性就得到了克服，即由于对特定群组进行有效的分析，使得过剩的生产不再大规模发生，可以尽快地实现产业资本的资本周转，这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况且，大数据网络的存在，让产业资本具有了更大的生产灵活性，一些生产厂商完全可以按照这些特定的数据的指示进行生产，这样，大数据便驾驭了生产部门。
第三章 数字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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