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从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来看，《哲学的贫困》与“1857—1858年手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来看，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所得出的基本结论，诸如“历史的真正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逻辑范畴无法再现社会经济生活的真实进程”“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等，直接被延续到“1857—1858年手稿”中，最终形成了以现实的个人及其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物质生产为起点、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批判“冒牌的黑格尔语句”还使得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全面反思，使他意识到黑格尔辩证法作为认识世界而非改造世界的工具的重要性，并最终汲取了这部分合理因素来进一步“加工”政治经济学的材料。①其次，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及作为其理论表现的经济范畴而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所有权、分工、机器、竞争和垄断等的分析，奠定了他在“1857—1858年手稿”中探讨它们的基本论证框架。例如，他在《哲学的贫困》中从所有权的本质出发，以资产阶级土地所有权为范例，初步批判了蒲鲁东的自在所有权理论，并将后者把所有权作为特殊范畴和永恒观念的做法界定为“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到了写作“1857—1858年手稿”时期，马克思继续从方法论的高度揭示了作为经济范畴的所有权的本质，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照光”下所有权规律的转变，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的各种土地所有权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对蒲鲁东的自在所有权理论进行了深层批判。②最后，就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归旨即社会变革的方式而言，《哲学的贫困》和“1857—1858年手稿”是相承接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的立论落脚点在于工人阶级结盟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进而为建立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新联合体”奠定了现实基础。而在“1857—1858年手稿”中，他进一步明确了“新联合体”的内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①。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表征，而整个社会都将每个人的发展视为其发展的目标和动力。
导论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在写作“1857—1858年手稿”期间，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说：“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3.]
②详细内容可参阅拙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8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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