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蒲鲁东式的智慧的全部秘密”
对于达里蒙“蒲鲁东式的智慧的全部秘密”①，马克思有着极为准确的认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达里蒙在试图解释经济危机的根源时，错误地将货币流通和信贷完全等同起来②，混淆了它们各自的需要。银行贴现证券的数量及其波动，反映的只是信贷的需要，而非货币流通的需要；后者取决于完全不同的因素，即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和同一单位货币的平均流通速度，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经济学常识。平均而言，银行贴现证券数量的波动与货币实际流通中的波动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关系，不是平行的，而是相反的。证券总存额的增减能够完全表征信贷需要的变化，但货币流通需要的变化不完全是由贵金属储备的增减所反映出来的。依循达里蒙的论述思路，仅就证券总存额和贵金属储备来说，只需对达里蒙的统计论证简单地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实际情况的错综复杂性：一方减少，另一方增加；双方都减少，减幅却大为不同；双方都增加，但增加的额度大小不一。③减幅和增幅的不同表明这两者既不是反比例关系和相互作用，也不是因果关系。统计论证无法给出产生上述状况的原因，反而留下了一大堆谜题。
再进一步来说，只列举贵金属储备栏和证券总存额栏是毫无意义的，“它们所反映的无非是并不需要用统计例证来说明的同义反复的事实：交到银行多少汇票，就从银行取出多少金属，银行的证券总存额中就增添多少汇票，银行的地库就失去多少金属”①。如果要真实地呈现货币流通的需要和信贷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达里蒙就要在贵金属储备栏和证券总存额栏之外，再加上证券流通总额栏和存款总额栏，谜一样的事实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具体而言：（1）贵金属储备减少额小于证券总存额的增加额的情况，这是由贵金属储备同时再增加、部分银行券仍在流通而未被换成贵金属、银行券以存款或汇款的形式再次进入流通等多种因素造成的；(2）证券总存额减幅小于贵金属储备减幅或这两者的减幅都较小的情况，其原因在于人们取出存款或用证券兑换贵金属。通过上述合理的解释，也能得出一些新的结论，诸如：银行不一定非要通过增加银行券的流通数量来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这种流通的增减并不与贵金属储备的增减相一致；银行不能控制流通手段的数量；等等。也就是说，达里蒙为解释经济危机根源而构建的银行金属基础（以贵金属储备为代表）与流通的需要（以证券总存额为代表）之间的对立，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并未找到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统计例证所得出的某种永恒性规律永远无法解释或取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实。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之所以谈论这件事情，是为了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蒲鲁东派的统计的和实证的例证的全部价值。经济事实并没有验证他们的理论，而是证明他们不会掌握和利用事实。他们利用事实的方式倒是表明了他们的理论抽象是怎样产生的。”②在永恒与历史、抽象观念与经济事实之间，马克思选择的当然是后者。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耗的费用总和来确定，相等的价值经常会换得相等的价值。约翰·格雷主张各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由中央银行通过其支行来确定，生产者从银行中领换取其产品的正式价值凭证即换取表明其产品包含多少劳动时间的收据。上述三者的理论共同构成了蒲鲁东劳动货币理论的思想渊源，马克思正是从批判他们出发来批判蒲鲁东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②马克思在这一结论后面还加上这一段话：“附带指出，无息信贷无非是财产就是盗窃这一论点的虚伪的、市侩的、怯懦的形式。不是让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夺取资本，而是让资本家不得不把资本交给工人。”(同①70.)这是马克思“原本批判”旧有模式及一般手法的又一个直接证据。
③马克思在此饶有兴致地详细对比了4月12日至5月10日、5月10日至6月14日、6月14日至7月12日、7月12日至8月9日、8月9日至9月13日这几个时间段的银行贵金属储备和证券总存额各自的变动情况。具体内容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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