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我把行为取向、知识类型以及论证形式罗列起来，是受韦伯的启发，因为韦伯认为，在现代欧洲，知识分化成为科学、道德和艺术，并且渗透到了不同的日常行为制度，而传统主义的行为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则受到了合理化的压迫。行为合理性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在交往行为当中，它们应当允许我们在广阔的视野里来把握社会合理化的进程，而无须把目光紧盯着制度化的目的行为。
不过，潜在的知识尚不足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一直都不清楚，储存文化专业知识的日常行为究竟呈现的是怎样的轮廓，这些专业文化知识的进入，又让日常交往实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沟通行为概念还有另外一个长处:它揭示了潜藏在协作解释过程中的背景知识。交往行为的活动场所是交往参与者所依靠的生活世界。而对于交往参与者来说，生活世界仅仅表现为前反思形式的基本立场和朴素形式的技巧。
如果说19世纪的社会心理学、人种学心理学以及精神心理学有什么一致的话，那就是这样一种经过广泛讨论的观点：言语者和听众共有的背景知识和语境知识，严格决定了对他们表达的解释。塞尔接受了经验语用学的这个观点。他批判了一种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看法，即单从命题表达的规则来看，命题所具有的是一种字面意义。88我本人最初也是从这个角度认为言语行为的意义是一种字面意义。当然，离开一定的语境，这种意义是无法想象的。任何一种言语行为，都必须满足一般的语境条件，只有这样，言语者才可以实现其以言行事的目的。而这些一般的语境条件反过来又应当可以从规范言语行为所使用的语言表达中推断出来。事实上，如果形式语用学不必失去其对象，对言语行为接受条件的认识，就不能完全依赖于偶然的背景知识。
然而，根据简单的断言（“猫在垫子上”）和命令（“请您给我一个汉堡包”)，塞尔指出，陈述命题和祈使命题的真实条件和必要条件不能完全脱离语境。一旦我们开始改变比较牢固的基本立场，我们就会发现，看起来不受语境限制的有效性条件也改变了其意义，也就是说，这些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塞尔还没有对命题和表达的字面意义提出异议。但他坚持认为，相对于不断变化的知识背景，表达的字面意义也处于变化之中，而参与者通常情况下认为潜在的背景知识是很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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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