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我无法描述这些信念的系统，而是我的信念构成了一个系统，一座大厦”。91和舒茨(A.Schütz)一样，维特根斯坦也称关于日常基本立场和技巧的怀疑主义是自明性的一种样态，其中，生活世界表现为一种前反思的背景：
儿童学会相信一堆事物。也就是说，儿童学会了根据信念去行动。这样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可信物，其中有些是恒定不变的，有些则多少是变化不定的。不变的，并非因为它们是自明的，而是由于周围的一切把它们固定了下来。 92
因此，字面意义与我们一般不太了解的深层次的潜在知识是相对的；这种潜在知识绝对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渗透到交往的表达领域，不管这些表达是否有效：“如果真实的就是经过论证的，那么，原因就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错误的。”93
塞尔发现，这种日常的世界观知识是一种背景知识，听众必须加以掌握，否则，他就无法理解言语行为的字面意义，也无法从事交往行为。言语者在表达过程中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建立起联系；只要理论家从言语者的角度去分析言语行为，就会发现一个潜藏着的新大陆。在生活世界中，交往参与者相互之间就一些事情达成共识，只有转向关注作为语境的生活世界，我们才能变换视角，从而揭示出行为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社会概念必须与生活世界概念联系在一起，而生活世界概念又与交往行为概念形成互补关系。因此，交往行为主要是一种社会化原则，值得关注；与此同时，社会合理化过程也赢得了另外一层意义。正如韦伯所说，社会合理化过程与其说是在潜在的生活世界结构中完成的，不如说是在公开的行为取向中完成的。在第二卷的中间考察中，我还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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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