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坚持认为，我们可以把这种预定称作“物化”，亦即社会关系和社会事件与万物，即我们所能感受和控制的客体之间的一种真正的同化。上述三个世界被生活世界这个社会先验范畴彻底地统一了起来，以至于在我们对人际关系和主观经历的理解当中隐含着错误的范畴：我们用物的形式来理解它们，也就是说，把它们当作了属于客观世界的实在，尽管它们实际上是我们共同拥有的社会世界或各自的主观世界的组成部分。我们在这里必须补充交代一下：由于理解和把握对于交往过程自身来说具有构成意义，因此，这样一种系统的误解对实践产生了影响，也就是说，不只是影响到主体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涉及主体的“存在形式”。
卢卡奇认为，这种变形的原因在于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它建立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要求“人的功能成为商品”。36卢卡奇用不同的步骤对这个观点加以了论证：
(a）他探讨了商品形式渗透到生产过程所带来的物化效果，并由此指出，人格的物化以及社会劳动领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仅仅是这种行为系统合理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b)卢卡奇把合理化和物化看作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由此，他准备了两个论据，这两个论据虽然都是建立在韦伯分析的基础上，但却反对韦伯分析的结果。韦伯用形式合理性范畴来把握与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国家官僚体制中的目的理性经济行为之间的类似性。在卢卡奇看来，韦伯虽然错误地理解了因果关系，把“物化现象同其实际的经济基础”隔离了开来，使之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可能具有的一种永恒形式”；但是，韦伯指出了社会合理化过程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构成意义。卢卡奇接受了韦伯的这一分析，并把它解释为：商品形式具有一种普遍特征，因而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对象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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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