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治疗学家对其分析对象的自我蒙骗所作出的批判也可以看作是想借助论据对其立场施加影响，也就是说，想借助论据说服他者。病人对于其自身的愿望和情感不甚了了，沉浸在对自身经历的幻想当中，因此，必须借助和他进行交谈，对他作出分析，使他认识到，迄今为止，他的言谈举止都是不真实的，只不过他本人没有觉察出来罢了。当然，为了交往目的而表达出来的经验命题的真实性要求与论证话语之间的关系，和值得追问的有效性要求与话语对谈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是不一样的。论证与交往表达所提出的有效性要求之间也不是同一种关系。因为，在为了实现自我认识而进行的治疗性交谈当中，话语的一些重要前提没有得到满足，比如：有效性要求并非一开始就被发现了问题；对于所说内容，分析对象并没有采取什么假设立场；就分析对象而言，决不是所有动机都不想通过协作而寻求真实性；交谈双方的关系也不平等，等等。尽管如此，根据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分析性交谈的治疗力量同样也依赖于其中所运用的论据的说服力量。从术语的角度来看，我对这些特殊情况的处理方法是，如果参与者一定要认为没有任何内外压力的言语情境所必需的条件已经得到满足，那么，我就宁愿用“批判”(Kritik)，而不是“话语”(Diskurs)。
至于价值标准的讨论，情况有所不同。审美批判是这方面的样板。67即便在关于趣味问题的争论中，我们也信赖更好论据所提供的合理力量，尽管这样一种争论完全不同于关于真实性问题和正确性问题的争论。如果上文所列举的命题符合事实的话，“8那么，论据在这里的特殊作用是打开参与者的眼界，也就是说，把他引进一种可靠的审美感受当中。不过，这样带有文化价值的有效性要求不会像真实性要求和正确性要求那样彻底超越局部的限制。文化价值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顾名思义，文化价值受制于生活世界在具体文化当中的视界。在特殊的生活方式当中，文化是有说服力的。所以，文化价值的批判是以论证参与者共同的前理解为前提的；这种共同的前理解不是处于待命状态，而是同时构成和划清有效性要求所表现的范围。9就其意义而言，只有命题的真实性、道德行为规范的正确性以及符号表达的可理解性或全面性才是普遍有效性要求，才能接受话语的检验。只有在理论话语、实践话语以及解释话语当中，论证参与者才必须从这样一种(通常有悖事实的）前提出发，即理想的言语情境的条件得到了充分满足。如果成问题的有效性要求迫使参与者假设完全能够达成一种合理共识，其中，“完全”表达出了理想化的前提，即论证能够做到充分开放并持之以恒，那么，我就会愿意用“话语”一词。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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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