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我们制定限速政策来增强公共安全。若是所限的速度过低（在荒无人烟的高速公路上时速不得超过88千米)，人们会因为限速所得与行驶的时间成本不匹配而不愿去遵守这一规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遵守该规定的人反而会因其速度与大多数人不同而影响公共安全。在到达某一点之后，越是严格的限速要求越是会影响到集体利益。
在图7-1中，有一个最优点—监管量恰到好处（法律法规和平台结构)，而此时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也能达成一致，所实现的利益超过了各部分的利益之和。人们会出于自身利益或至少是整体利益的考虑去遵守(参与)。但一旦跨过这个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就会产生冲突。我能理解该图的含义：存在规则(结构)能鼓励我去参与；但如果存在太多规则(过多结构)却会使我退却。
有关出租车的法律法规中充斥了过时的规定，这也直接导致了Uber和Lyft的成功。华盛顿出租车委员会的主席罗恩·林顿(Ron Linton）说：“Uber所提供的服务是不合法的，因为司机在乘客下车时并未提供发票。”但只有在将“发票”定义成一张纸时，这句话才真正成立。使用该项服务的人都是用在线账号所绑定的信用卡进行支付，在下车之际立即就能收到一张电子发票。在迈阿密，为了保护出租车市场，豪华轿车在15分钟之内是不会应答客户的。纽约最近才规定只用某个城市批准的计价设备是违法的，这或许在智能手机和GPS出现之前才有意义。伦敦早在1636年就已对出租马车进行调控，这可是在400年前!当时的限量是50辆。自1865年以来，该市就要求所有司机都通过考核，以保证他们对伦敦周边的所有街道、站点和最优路线都了如指掌。这也提升了他们的职业地位(联想一下美国的情况)，在其专业领域他们也可以相当自豪。伦敦数百万名乘客的出行从此变得高效了，他们对此也极为赞赏。如今，“申请人需要平均准备34个月，至少参加12次（最终测试阶段)，才能通过考试”。现在，我们有了GPS，有了智能手机。那些6月在伦敦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的出租车司机真正应该抗议的是出租车执照委员会老套、成本高昂的考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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