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光监视是当代数字监视的主要特征。多位作者指出，这种监视模式对在“常态”和“越轨”、“洁净”和“污染”、“健康”和“疾病”、“合法”和“非法”等等之间建立和维持边界至关重要。它涉及一种社会分类(social sorting)，在这种分类中，特定社会群体被认定为具有不同程度的危险或威胁，其移动或行动也据此被允许或限制（Ajana，2013；Muller，2008)。因此，禁光监视属于一种政治理性，即认为边界和边界控制对人口治理至关重要。出于排斥目的而产生数据的技术，被称为“第一代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它通常将生物特征数据（如指纹和面部图像）与在线数据库进行核对，以作为控制风险手段中“风险预测”(risk profiling）的一部分。“第二代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涉及对人们行为的监视，旨在识别和测量可疑或敌对的企图(Sutrop and Laas-Mikko，2012)。由于技术的无形性，“第二代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深刻地推动了社会分类，受到这种监视的个体能够意识到其被监视程度的可能性逐渐降低（Sutrop and Laas-Mikko, 2012)。
在历史长河中，作为对此类群体的最新监视形式，数字监视技术提供了更多的详细信息，如个人社会保障支出。另一个例子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中，外来移民群体要接受各种形式的生物特征监视（biometric surveillance）（如指纹扫描），以证明他们的身份和居住状况，而其他群体则不必接受此类监视。当人们缺少社会权力且缺乏数字素养或访问权限时，他们就无法抵抗政府的数字监视。与社会特权阶层相比，他们没有退出数字监视的选择，因为他们的收人、社会服务水平或工作权利可能依赖于这些要求。对此类监视和监管的担忧，使得人们关注“数字人权”(digital human rights）主题(Eubanks, 2014)。
数字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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