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赛博格是这类集合中唯一一种能被构建的。对于哈拉维来说，赛博格呈现出的是行动者网络集合，无论是在字面上还是在隐喻上（事实上，她承认拉图尔对自己思想的影响，见Penley etal.，1991)。哈拉维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她不再将赛博格视为机器-有机体杂合体，或者说它们“根本不是杂合体”，而是“内爆了的实体，密集的物质符号集合’，即本体异构、历史确定、物质丰富、各种特定关系激增的清晰字符串(string figures)”。(Haraway，2012：301)哈拉维的“字符串”概念与翻绳戏(cat'scradle)紧密相关[1]，这一游戏使用手上操纵的绳子来产生复杂的图案，并可以通过分享创造的方式，将绳线从一双手交换到另一双手中。她在后来的作品中使用了这个隐喻，以此来强调技术科学和身体集合构建的相互交织、复杂图式、打结、织理和协作。
纠缠隐喻（entanglement metaphor）常被应用于社会物质著作中。就像哈拉维的翻绳戏隐喻一样，纠缠隐喻强调了人类主体与物质客体之间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然而，纠缠隐喻比翻绳戏更加预示着混乱、混沌和无序。不同于高度有序和模式化的翻绳戏，纠缠可能是完全自发和未预料到的。因此，它们的形式和后果是不可预测的。与倾向于将数字技术描绘为无缝、稳定和纯粹的“云计算”等隐喻不同，纠缠隐喻承认技术能动者与人类行动者在互动中的异质性和不稳定性(Shepard，2013)。
本章涵盖了广泛的理论基础。我所讨论的所有方法和观点，都将为数字技术政治、数字社会中的新型知识构成和权力关系、数字监视运作的不同模式，以及计算机软硬件如何构建主体性、具身化和社会关系提供社会文化分析。在下一章中，我将讨论研究方法，但也融入了社会理论。社会学中将研究方法理论化的主体文献已经发展起来了，打破了理论和方法的传统区别。正如下一章所示，对本书有所贡献的学者，为概念化和进行数字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第二章 数字社会的理论化
[1] “string figures”原意即翻绳戏，此处哈拉维取“字符串”这一字面含义，一语双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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