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超越现在和个体意识能力范围的进步，都危及意义的结构，这种结构能保障个体有意识地共享整体的延续性…从属于“进步”观念的加速可能并且也应该不仅仅意味着保护进步的内在逻辑，维护其不可逆转性，它还意味着重拾无限开放的未来，将其纳入生命时间之中。或者，至少要在个体人生的范围内提供尽可能多的未来可能性。因此，进步的未来维度就绝非过去这个维度的对应物（过去是指新近才得以发现并有待进一步发现的时间维度）……在由生命时间和世界时间的游离所产生的张力中，这等于是越来越多地以致最终很可能把所有事物都吸收或者强加到具体而又脆弱的主体的预期寿命之中。这样一来，“进步”就不只是由其客观内容而具有必然性的现象……而是可以通过方法、组织机构和制度化来增进，通过加速而得以凝聚的现象。①
布鲁门贝格指出，18世纪的人们还没有人类创造历史的信念，他们认为能被创造的只是历史的步调（the pace)：“步调加速预先假定了先后次序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已经在别处得到过保证。而这种历史中的必然性不是由别处的启发得来的；相反，可以说，它是凭其自身魅力而得到认可的，显然，在面对未来这一时间维度时，它是最能给人以安慰的。”②19世纪，人类凭借机器创造了历史（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认识到的那样）。“形式化纲领（formal outline）式的加速已经在与工业生产挂钩的机器中找到了卓越的方法和组织形式”。相同时间单位内的产量越来越高，或者说是生产同量物品的用时越来越短，这一事实中包含着新近发明的“时间经济”（所有时间都在其中得到有效节约的经济)。①凭借机器来加速，要面向另一种不同的、机动的参照系，它已经成为机器时代的象征符号，或者用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话来说，它就是工业时代自身的主机—时钟。“在别处得到保证的先后次序的必然性”可以输入机器的运转节奏中，这种必然性首先迫使不得不在机器环境下工作的人们自我调适，以达到要求越来越高的绩效标准。当英国产业工人砸烂高悬在工厂人口的时钟时（而不是他们的工作机器)，他们的愤怒指向了这个记录时间的可憎标准，因为他们被迫加速的产出量就是由它来监控的。②最后，泰勒主义（Taylorism③）所遵循的原则是：一系列有机运动与机器所执行的系列运动几乎完全等同，两者都由其必然的先后次序所规定，并且用时钟时间来衡量。在所有时间储量都要被“合理消耗”这个观念中，无论隐蔽的停顿和怠工看起来是多么地微不足道，都要被“合理地去除”。由“方法、组织机构和制度化而获得的加速达到了暂时性的顶峰。要强迫进入具体而又脆弱的主体生命时间中的东西”，实际上已被挤压进去。
第二章 从未来到扩展了的環在
① Hans Blumenberg, Lebenszeit und welt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6, pp. 239-240.
② 同上书，p.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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