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其他那些以不同方式建构起来的政治学领域而言，时间政治学本身已经成为关键的战略性问题。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日常生活的强有力的时间结构，是由市场和国家确定并支配的时间体系所构建的；而且，各种结构上的变化正把工业化国家带出机器时代，同时，又把它们带入新技术的时间政权之下。生产方式的改变和不断增长的国际竞争都要求尽可能灵活的时间规则。但是，有关时间分配的新问题也提上了日程。只要是在女人和男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包含日常的工作生活和所谓的私人领域的地方，就会面临这些问题，在这些地方，对家庭生活的私人要求绝不肯与有报酬的从业的时间规则达成妥协。
男人和女人处在不同的时间文化中，并且，他们也在这些不同的时间文化中得到了社会化，此间冲突日甚。当前，日常生活中扩展了的现在既涉及男性也涉及女性，但这两者的时间文化却仍在沿着各自性别规定的界限不断分化。只要还存在地方性的失业威胁，只要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仍不是或不再固定于劳动力市场，或者仅仅临时处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各种社会权利的平衡和实现的问题就会再度出现。一种新的所有权名目出现了——对工作的所有权；而在此名目之下，没有工作所有权的人数正在上升。缩减工时的讨论在公众形式的外表下高度隐匿了各种不同的利益。因不易归类到传统的政治学领域而仍然难以命名的各种冲突，要求的是新的社会整合，尤其是同步性的举措，这里没有传统的模式可循。这种状况类似机器时代所具有的“弹性摇摆”（用于新的自动化生产技术的技术术语）。它也类似“职业的巨擘”，尽管弹性摇摆的职业自身还没有充分地得到确立，但它已然使工人们身心俱疲，只能依赖夜晚和假期得到休整，并且，在工业生产的型塑下，它对于生活方式的深远影响显露出如此强烈地持续的倾向，它最终会为人们从僵硬的常规中解放出来做好准备。在过渡时期，各种社会的理想规划和乌托邦蓝图仍一如既往地生机勃勃，其“重新拨配时间”，并要使个体确信时间的自决。显然，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旧的交换关系（这些关系的架构衍生自男性雇员的线性的、“连续的”工作履历）已不再适用。自由时间的数量不能被一致地转化成高度分化而又排列巧妙的、可由主观情境衍生出来的质的要求。各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含义都被纳入了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的概念中。各类实证调查表明，有两种愿望占据着主导地位：一种是使个人的工作时间“标准化”的愿望，当假定的“标准的工作时间”不再成为现实的必要模式时，这种愿望就随之产生了；另一种是“时间自主”（tempo-ral sovereignty)的愿望，在与其他生活需要协调同步的情况下，分配并调整工作时间，找到时间自决的途径。①如果妇女们在这种联系中更确切地感知到时间冲突，那是因为，她们正带着各式各样的时间需要，大规模进入工作生活，她们已经更有力地反驳了静态的传统时间体制。经验数据进一步表明了实际的工时在多大程度上比理想中变化得更快，但同时，“糟糕的官方工作时间统计”也可能隐匿了一些东西：一方面是面对持续的结构化的大规模失业过程，仍有相当一部分雇员可能属于过度就业（overemployment)；另一方面，根据所有可用数据，失业的过程具有再就业的机会和风险方面的社会不平等的动态累积的特征。①
果四廳 时御政治学：工作与时腰的分配
① Helmut Wiesenthal, Strategie und Illusion: Rationalitătsgrenzen Kollektiver Akteure am Beispiel der Arbeitszeitpolitik 1980—1985 , Frankfurt: Campu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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