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并不只是使我们从当下的当前指向先前的当前，不只是将我们的新近之爱寄寓于我们的幼儿之爱，将我们的情人寄寓于我们的母亲。在这里，流逝着的诸当前的关系仍然没有说明那为了在表象下涌现而利用它们，求助于它们的纯粹过去：从来未曾被经验的、超越了情人与母亲、与前者共存与后者共时的圣母玛利亚。当前实存着，而只有过去持存着。而且它还提供了作为当前的流逝场所和诸当前的互渗场所的元素「环境]。两个当前的共振只是形成了一个持存的发间，它在作为一个问题域的表象中展开，并伴随着探寻、回应、解决的严格命令。但是回答却总是来自别处：任何回忆都是爱欲的(érotique)，无论是对一座城镇的回忆还是对一个女人的回忆。始终是爱若斯(Erôs)，是本体使我们深入到了这一自在之纯粹过去中，使我们深入到了这一处女的重复中，深入到了摩涅莫绪涅之中。它是摩涅莫绪涅的伴侣和未婚夫。它从何处获得了这种力量？对纯粹过去的探究为何是爱欲的呢？爱若斯为何同时掌握着发问及其回答的秘密，掌握着一种在我们的一切实存之中的持存的秘密？除非我们还没有掌握定论，除非还存在着第三种时间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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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式我思与康德式我思未规定者、规定、可规定者
「116]就时间这方面而言，亦即从时间理论的观点看来，没有什么比康德式cogito[拉：我思]与笛卡尔式cogito「拉：我思]间的差异更富教益的了。笛卡尔式cogito[拉：我思]似乎是通过两个逻辑值发挥作用：规定与未被规定的实存。规定(我思)内含着一种未规定的实存(我在，因为“为了思考必须要存在”)—且恰好将其规定为一个思维存在(être pensant)的实存：我思故我在，我是思维之物。①整个康德式批判都可以归于对笛卡尔的如下反驳：规定无法直接针对未规定者。“我思”这一规定显然内含着某种未规定之物(“我在”)，但是仍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告诉我们这种未规定者如何能够被我思规定。“在单纯思维伴随着对我自己的意识时，我就是这个存在者本身，但关于这个存在者本身，确实还没有任何东西凭这种意识就被提供给我们去思维”。②因此，康德添加了第三个逻辑值：可规定者，或者毋宁说是这样一种形式，未规定者在其下才被(规定所)规定。这第三个逻辑值足以使逻辑学成为先验逻辑。它构成了对差异的发现：差异不再是两种规定间的经验性差异，而是规定(LA détermination)与它所规定之物间的先验差异——不再是施行分割的外部差异，而是使存在与思想得以先天地相互关联的内部差异。康德的回答众所周知：未规定的实存可在其下被我思规定的那个形式就是时间形式……③这一回答造成了极端的后果：我的未被规定的实存只有在时间中才能被规定为一个现象的实存，一个现象主体，亦即一个显现在时间中的被动性主体或接受性主体的实存。因此，我在我思中意识到的自发性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实体性、自发性的存在的属性，而只能被理解为一个感受着其自身的思想、自身的理智的被动自我的刺激(affection)。它正是由此才说“我”的，我在自我之中并作用于自我，但这种作用并非通过自我发生作用。④一个无穷无尽的漫长故事就此开始了:我是一个异已者(JE est un autre),⑤或是内感官之悖论。①思想之能动性[117]被应用在了一个接受性的存在上，一个被动的主体上。因此，这存在或主体只是表象了这一能动性，而非施行了这一能动性；它只是感受到了这一能动性的效果，而非拥有这一能动性的创制权，而且它将这一能动性体验为自身中的一个异己者。我们应当给“我思”和“我在”添加上自我，也就是被动的设定(被康德称为直观的接受性的东西);应当给规定和未规定者添加上可规定者的形式，也就是时间。不过，“添加”仍旧是个糟糕的词语，因为重要的是制造差异，并将它内化到存在与思想之中。从一个末端到另一个末端，我如同被一道裂痕所贯穿；它被时间的纯粹空形式割裂。在这种形式下，它是出现在时间之中的被动自我的相关物。时间意味着我之中的裂缝或龟裂，自我之中的被动性；被动自我与分裂的我的相关关系构成了先验之发现或哥白尼式革命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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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