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我、被动自我与空时间形式
笛卡尔只能通过不断地将Cogito[拉：我思]还原为时刻，不断地驱逐时间，并将它交托给上帝的连续创造(création continuée)活动才能得出他的结论。②更为一般地说，除上帝自身的统一性外，我被假定具有的同一性没有任何其他的保障。所以，只要我还保留着一种恰恰以上帝为依托的同一性，那么，用“我”的视角替代“上帝”的视角就远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意义重大。只要我还拥有实体性、简单性、同一性这些表现着我与神圣者的类似性的东西，上帝就仍然活着。相反，上帝之死不会让我的同一性继续存在，而是要创造一种内化到了我之中的本质性的不似(dissem-blance)，创造一种取代了上帝的标志或标记的“去标记(démarque)”。这便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深刻洞见(这一洞见至少出现过一次)：理性神学与理性心理学的同时消失，上帝的思辨之死引发了我的分裂的方式。如果先验哲学最伟大的创新在于将时间形式引入到思想之中，这一纯粹的空形式本身则意味着已死亡的上帝、分裂的我与被动自我不可分离。康德的确没能推进这一创见：上帝与我经历了一次实践的复活(résurrection pratique)。即便在思辨领域中，这个龟裂也马上被一种崭新的同一性形式弥合了，即能动的综合同一性。而被动的自我则单纯是由接受性界定的，它因而不具有任何综合能力。与此相反，如前所见，作为感觉到刺激的能力的接受性[118]只是一个结果，而且从更深的层面上说，被动自我是由一种本身具有被动性的综合(静观一缩合)所构成。接受印象或感觉的可能性正来源于此。康德式分派是无法得到维持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拯救表象世界的最高努力。按照康德式区分，综合被构想为能动综合，并诉诸于我之中的新的同一性形式，而被动性则被构想为无综合的单纯的接受性。正是在一种对被动自我的不同评估中，康德式创新才能够被延续，而且时间形式也可以同时维持死亡的上帝与龟裂的我。就此而言，我们有理由说：康德主义的出路不是在费希特(Fichte)或黑格尔那里，而是在荷尔德林那里。后者发现了纯粹时间之空虚，并在这种空虚中同时发现了神圣者的连续转向、我的持久龟裂，以及对自我具有构成性作用的被动性。①荷尔德林在这一时间形式中看到了悲剧的本质或俄狄浦斯的历险，它是具有种种互补形态的死亡欲力。这样的话，康德哲学可不可能是俄狄浦斯的后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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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重复
①【译按】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前揭，B152，页101—102：“这里正是澄清在对内感官的形式的说明那里必定会引起每个人注意的那个悖论(Paradoxe)，这就是：内感官甚至把我们自己，也只是像我们对自己显现的那样、而不是如我们自己自在地所是的那样向意识呈现出来，是由于我们只是如同我们在内部被刺激那样直观自己，这看起来像是矛盾的，因为我们对待我们自已必须采取被动的态度。”
②【译按】参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前揭，页53：“虽然我可以假定我过去也许一直是像我现在这样存在，但是我不会因此而避免这个推理的效力，也不能不认识到上帝是我的存在的作者这件事是必要的。因为我的全部生存时间可以分为无数部分，而每一部分都绝对不取决于其余部分，这样，从不久以前我存在过这件事上并不能得出我现在一定存在这一结论来，假如不是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原因重新(姑且这样说)产生我，创造我，也就是说保存我的话。事实上，这对于凡是要仔细考(转下页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