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各种各样的变异仍然继续着，但它们始终局限在同一视角下。经验论者所做的无非就是发明了新的可能性形式：获得一个解决的盖然性或物理可能性。康德又如何呢？康德比其他任何人都希望将真与假的考验带到问题之中；他甚至就以这种方式来界定批判。他那深刻的、作为行问题化者（problématisante）和成问题者(problématique)的理念的理论使他有能力重新发现辩证法的真正源泉，甚至有能力将问题引入到实践理性的几何学式阐明之中。不过，由于康德式批判依然受独断形象或通感[常识的支配，所以康德仍旧根据“问题得到解答的可能性”来定义问题之真理性：这一次，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一种先验可能性形式，其与一种在每一实例中都被某一通感[常识]的具体组织(问题与这一组织对应)所规定的诸能力之正当运用相符。我们始终会重新发现幻相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幻相，它以被人们假定为先存者的命题、逻辑意见、几何定理、代数[210]方程、物理假说、先验判断为原型，然后从它们那里移印问题；另一方面是哲学幻相，它旨在根据问题的“可解决性”，也就是根据它们的解决之可能性的可变的外在形式来评估问题。那么，“根据自身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外在制约”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是一种奇怪的原地踏步和恶性循环，在它们的制约下，即便哲学家想把真理性从解决提升到问题那里，但由于自身仍被独断形象所束缚，他也只能使问题的真理性取决于它们的解决的可能性。这里所缺少的是问题的内部特征，是首先决定了问题的真理性和虚假性，并对问题的内在发生力量进行衡量的内在的命令性元素(élément impératif intérieur):它就是辩证法或组合的对象—“微分(différentiel)”。问题是考验和遴选。具有根本意义的是：在问题内部形成了一种真理的发生、一种思想之中的真的生产。问题就是思想之中的微分元素差异元素，就是真之中的发生元素。因此，我们可以用一种切实的发生的观点来取代单纯的制约的观点。真与假并没有停留在被制约者相对于它的条件而言的漠不相关之中，条件也没有停留在相对于在它的作用下成为了可能的东西而言的漠不相关之中。“一种由问题所执行的真与假的生产”和“遵循意义的尺度”，这是认真对待“真问题与假问题”这一表述的唯一方式。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只须停止按照可能命题来复制问题，一如停止用获得一种解决的可能性来界定问题的真理性。“可解决性”反而应当取决于一种内部特征：它应当被各种问题条件所规定。同时，种种实在的解决应当在问题之中被问题造就。如果没有这一颠转，众所周知的哥白尼式革命就毫无意义。只要人们仍然止步于欧氏几何，哥白尼式革命同样不会发生：我们应当一直达到一种充足理由的几何学，一种趋向于从连续出发来造就间断或是通过问题的条件来为解决奠基的黎曼式微分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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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重复
①笛卡尔区分了与“简单命题”相关的准则和与“发问”相关的准则(《原则》，XII)。确切说来，后者是从原则XII开始的，而且，它们是从前者那里推理得出的。笛卡尔本人就强调了自己的方法与亚里士多德式辩证论的类似之处：“我们效法辩证论者的只是：正如他们为了教人以三段论式的形式，先要假定已知各项或已知题材，我们也事先要求人们对发问已经透彻领悟”(XII[【译按】中译参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页80])。—同样地，“发问”在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那里也仅仅发挥着从属性作用：参《探求真理》(Re-cherche de la vérité)，VI,2,第7章。在斯宾诺莎那里，没有任何“问题”出现在几何学方法的使用中。
但在《几何学》(Géométrie)中，笛卡尔却从问题之构建——而不仅仅是问题之解决—的角度强调了分析过程的重要性(在一些极为精彩的篇章中；孔德[AugusteComte]不仅强调了这一点，而且还说明了“奇点”(singularités)之分派是如何规定“问题之条件”的：参《解析几何学浅论》[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géométrie analytique， 1843])。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几何学家笛卡尔要比哲学家笛卡尔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