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的论证是反哈贝马斯主义的：语言并不能将行为者不同的视角进行融合，因为行动者有身体，因此处于时空之中，他们有利益、各种各样的欲求等。因此当一个人能够对另一个人说，这是一个瓶子而不是一堆塑料，没有理由去接受它。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尤其是当人们放弃实践政体，处于意见分歧之中并且必须找到关于情况到底是什么的定义的时候。社会成员找到的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只在于，确定寻找情况是什么的任务(“这是一个瓶子”“这是一个研讨会”)，并委托给一个没有身体的存在，我们将这个存在称为建制(Institution)。因此我将下面这一分析性的区分看作是核心的：组织按照规则将协调的问题呈报出来；管理部门关心治安的问题，关心规则是否被执行了；公共机关首先要执行语义学的职能，它告诉我们，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并且制定出相关的必要的资格认证(“他是在法兰克福的一位教授。”“她是一个咖啡馆里面的服务员。”“这真是羊奶酪。”)。公共机关的语义学职能还在于，持续性地去证明，在世界中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并因此将这个世界稳固下来。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的话一切似乎都是不确定的、处于永远的变动之中。
罗宾：批判与建制及建制的固化、保守的职能之间处于何种关系?
吕克：建制总是要准备好对表达出来的批判进行回答。建制和批判因此处于永恒的辩证法之中。问题是，“无身体的存在”既不能做什么，也不能说什么。所以建制需要有一个身体的代言人，更准确地说是有两个身体。当代言人以机构的名义说话的时候，我们能够观察到代言人是如何改变他们的观点和习惯的。这就开启了这一思考的可能性，是否这个没有身体的存在真的表达和言说了真实的情况，还是说仅仅是代言人私人的观点。基于这个理由，我并不相信哈贝马斯，因为视角转换可能会导致妥协和实践统一，但是这样的方式并不能确定真实的情况。让我们举下面的例子，据我的一个学生研究：一位女士受某个教派的影响，她的教友愿意帮助她，但很快她和她的教友相互指责对方在控制自己。但是没人真的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派，到底是谁控制了谁。我把这个称为解释学冲突，这一冲突是批判可能性的条件。假如我们这个世界只有通过建制才能证明真实的情况的话，就不会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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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