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资产阶级性质的综合体立即显示出一些困难。例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坚持认为，在工具性知识的无限制发展(上文“第一点”)和“资产阶级”哲学的神正论目标(上文“第二点”)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融贯，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分析了这一矛盾的历史现实。历史上发展起来的“有用的知识”，就其本质而言，永远不可能成功地向我们表明，世界从根本上是好的、应该被认可的。这有几个原因。第一，能够通过对“工具性”知识形式的诉求得到的合法化的观点是非常有限的。没有任何合法的途径能够从任何形式的“有用的知识”得出结论说，世界是好的、值得我们肯定的。提出任何这样的主张，都会落人类比主义的窠臼。第二，工具性知识的获取、验证和应用越是被视为所有理性的典范，人类就越是无法掌握发展真正的神正论所必需的那种思维。第三，工具性知识形式的真实展开实际上使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比以前更不值得被热情拥抱：如果由于科学的进步，我们现在本可以解决非洲的饥饿问题(但却并没有这么做)，我们的“世界”比一百年前的世界更不值得被积极和热情地认可，过去我们在原则上并无可能解决非洲的这一问题。
暂时抛开资产阶级计划中涉及分析和培养(有用的)知识的部分，而专注于神学问题，我们可以区分出一系列不同的观点，但发展的主线似乎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并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我们的世界有一个明显的可理解的秩序，人们需要做的是揭示它。一旦你发现了这个秩序，认可它几乎是一个自动的过程；毕竟，一个人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可以肯定的是，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分别代表了这种一般观念的轻微变种。前者假设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表象；后者认为，只要进行一些小的改革(比如在普鲁士引入陪审团机制），世界潜在的可理解的结构就会清晰无误地显现出来，而这些改革在任何情况下都已经预设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中了。
资产阶级哲学和“批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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