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也可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拉姆齐②那里发现类似的“后形而上学的”论证。当世界没有客观既有的形而上学结构，那么当我们设想我们的感情和态度有可能忠于现实时，这种设想是空洞无物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几乎不能认为，我们对世界的某种感情比其他感情更为“恰切”。然而按照拉姆齐的观点，可以猜想我们的感觉本身就给了我们一种反思性的判断标准：拥有一套让人对世界感到“兴奋”的感觉，比拥有一套让人对世界感到“沮丧”的感觉“更恰切”(而且“对我的所有行动都更好”)③。由此，他似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如何，对整个世界采取乐观的态度至少不是非理性的。④
李尔巧妙而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为乐观主义的自然倾向提供了解释，这可能是那些达到正常成熟期的人类的特征。但我们可能会问，就像斯巴达人在看到那些被治愈的人献给阿斯克勒庇俄斯神的许多雕像时那辟：“那些死去的人的雕像在哪里？”该论点还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即我们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该与这种自然倾向作斗争。也许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的世界即使不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但至少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足够好的”。但是，一旦人们理解了这一情况的原因孩子们有父母或其他人照顾他们，也就会意识到，我们没有特别的理由认为它将继续是足够好的，尽管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去这样认为。而这正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问题。要证明比这更多的东西，就需要证明。我过去拥有足够好的父母，那么未来的世界就会有普遍的善意。我并没有见过任何这样的论证。
① Jonathan Lear, Love and its Place in Nature, New York 1990.
② Frank P. Ramsey, The Foundation of Mathematics , London 1960, S.290-291.
③ Frank P. Ramsey, The Foundation of Mathematics, London 1960, S.292.
④ Frank P, Ramsey, The Foundation of Mathematics, London 1960, S.28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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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