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如何从对服从命令的可能性根据的理解中达到对这种根据的真正表达(Formulierung)，以及在这样的表达过程中达到自我的塑造(并且最终质疑理性自身的领域)呢？这里涉及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形式，还是不可避免地导向了另外一个问题？对根据的形式化表达这一自律性(Autonomie)的形成，这种自律性作为接受或拒绝某种事先被给予的法则的基础是不是等同于将规则接受为这一主体自身的自我塑造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我的塑造与某种伦理规范有关，也与被理解为塑造和重演的批判实践的某种“艺术”形式相关，由此可以得出，没有自我的话就没有接受或拒绝某种规则的可能性，自我是在对其所朝向的伦理要求作出的回应中得以形态化(stilisiert)的。
在要求服从的情况下，福柯找到了某种渴求，这种渴求背后的问题是“人们如何不被统治”。①所引起的这种渴求和惊奇构成了批判的核心性的动力。当然这里还不清楚的是这种不被统治的渴求如何与美德相关。不过福柯说得很清楚，他并没有声称某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他也不处理人们如何彻底不受支配这样的问题。这里涉及的是这样一种对特殊统治形式的渴求：“人们不受在某种原则名义下的如此这般的目的和程序的支配，以至于人们不被、不为此、不从中受到统治，这是如何可能的？”①
①MichelFoucault, Was ist Kritik?,Berlin 1982, S.11.
什么是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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