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最终，尼采和福柯利用了相近的、尽管是有区别的展示手段和书写方式，通过对自己或者他们的“自我”之权力历史的叙述，这些展示手段和书写方式应获得动摇(Destabilisierung)自我理解和自我关系的有意效果。这种对于激情(Pathos)和个体的惊愕状态(Be-troffenheit)具有直接针对性和指向性的形式特征，凸显了两者的文本。在尼采这里，它甚至采取了一种向读者讲话(Leseransprache)的明确形式，它通过诸多的风格手段，如直接谈话、惊叹和设置问题，合乎情理地融入场景之中。福柯的文本在事实的层面进行展示，但它们也是按照以下方式组织的：它们准确地指向特定读者群体的自我理解。为了让其历史书写能够显得像是社会科学所描绘的权力的真实历史，福柯抛弃了尼采谱系学中明显虚构的或者假设的要素。但同时，这一历史叙事也是创造性的、建构性的和内在假说性的；它的目标是从权力理论的角度，让人们习以为常的价值和理念图像变得陌生化。无论是尼采，还是福柯的谱系学书写，其效力都构成性地依赖于其特殊的文本形式，如果没有这些形式，文本中所阐述的论题就变得软弱无力了。权力分析和自我-批判都要求一种特殊的形式和展示，它们明确进入一个领域之中，这个领域与可能的权力纠葛中“自我”(Selbst)的历史性生成相关，与当前的生活、自我图像及其身份(Identität)相关。谱系学的批判性核心在于，通过基于权力以阐述自我之生成的文本，对怀疑和对分解性反思进行情绪动员(affektivenMobilisierung)。①
① Mark E. Warren, Nietzsche and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1988, S. 1-12, und Michael Mahon, Foucault's Nietzschean Genealogy : Truth , Power, and the Subject, Albany 1992.
② Michel Foucault, » Subjekt und Macht « (1982), in: ders., Schriften in vier Bänden. Dits et Ecrits, Band IV, Nr. 306, Frankfurt/M. 2005, S. 269-294, hier: S. 269.
谱系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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