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的“成熟”①，更重要的是，在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到当代批判理论的各种思潮中，意识形态批判都大受欢迎。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就没有意识形态了吗，还是只是说不再有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我之所以主张重构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源自如下发现：一方面，我相信还存在着需要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诸社会关系和社会控制的诸形式；另一方面，为了重新连接意识形态批判的概念，不仅需要重新研究意识形态批判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就像流行的定理一样，即使在它们最受欢迎的时候也往往是不清楚的—还需要对它的一些基本假设进行批判性重构。因此，这既事关让意识形态批判重回当下，也涉及对其进行重新定义。
如果现在重新连接意识形态批判的计划值得“不厌其烦”去做与理查德·罗蒂的看法②相反那么在我看来，这是因为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当代关于社会批判的诸形式的讨论中，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我将坚持认为，作为内在批判的一种特定形式，意识形态批判超出了那种被广泛讨论但没有结果的、在内在批判和外在批判之中择其一的模式。意识形态批判一方面反对试图外在地设想批判的标准，以免落人黑格尔对“单纯的应当”的道德主义批判的陷阱，另一方面也不信任某个既定共同体的伦理和道德资源，而是包含着一个超越这些资源的环节。还有一个方面与之相关：意识形态批判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处在政治哲学中规范主义(normativis-tisch)立场和反规范主义立场的对立之间。如果目前这一冲突出现了疲惫的迹象，那么意识形态批判就能够被重构为一种不同于上述两种选择的立场，它可以追求一种独立的规范性。按照我的观点，这是由于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一种内在批判)依赖于分析和批判之间的某种特定关联，该关联无论是在规范主义还是在反规范主义那里都被割裂了。
① 正如乔治·莱茵(JorgeLarrain)所说。参见：Jorge Larrain es aus, vgl. ders. ,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London 1979, S. 34.
② Richard Rorty, » Feminism, Ideology, and Deconstruction; A Pragmatist View«, in: Slavoj Žižek (Hg. ) , Mapping Ideology, London 1995, S. 227-235, hier: S.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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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