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意义的他者就在连续不断的激化中登场了；作为陌生意义，不理解的东西、错误的东西，最后是否定的和不应当存在的东西。它不仅仅对于理解而言是否定性的，而且对于意愿而言也是否定性的。我们在这里提及的并不仅仅是理解的边界，而是在追求和意愿之内的张力，而这种张力表现于理解之中：不可忍受的，令人羞耻、令人恐惧的东西，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要问：在什么程度上，不理解一方面根植于对于否定性的经验，另一方面自身又是一种否定和批判？
五、批判性的解释学和否定主义
为了理解的努力不仅仅会因为费解的东西产生，而且也会同样地被否定性的经验激发。解释学可以是“否定主义的”，它恰恰通过与否定东西正面对峙来建构并表达意义。①这符合尼采与吕森刻画的形象：为了对抗无意义，给它一个回应而去筹划意义。正是因为经历了否定性的东西，我们才希望理解，并且借此与否定性共存：历史哲学、神学、形而上学产生了意义，使得坏与恶能够借以理智的理解被整合进世界中。黑格尔将分裂视作“对哲学之需要的来源”①，而哲学则在与世界和解的任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日常的理解中，如厄休拉·沃尔夫所阐释的那样，意义问题可以被理解为对于先天存在问题的答案。②在面对意义缺乏和意义真空的时候，我们才思考意义本身；理解的愿望是对于意义追求的表达，而并非仅仅是认识的需求。③诚然，“在否定东西内部”产生的否定主义的意义创造并不是产生于阻碍之中的，后者是思维通过对于否定东西的经验而获得的。痛苦并不仅仅推动意义需求，还在与无意义和非意义的对立中描画意义。痛苦也使得理解成为可能，是自身产生现实性的东西。①对于否定东西的经验带来一种解释学与认知的潜能，因为它打开了一个存在的维度，而这个维度并不向日常存在展开。这种经验要求阐释，以使得世界能够展现其有意义的面向，它为经验提供语言和表达。痛苦使得目盲和喑哑之物被看到。否定性的东西是启发性的，同样也可以是遮蔽与扭曲的。阿多诺简直是在对否定东西的敏感中发现了哲学思考的尺度，他将“让痛苦被言说的需要”视作“一切真理的条件”。②
① 乌多·梯茨(UdoTietz)强调不同的方面，在更严格的意义上运用了这个概念，用内在解释学的方式将它与不理解相对于理解的原初地位结合了起来。(Vernunft und Verstehen. Perspek-tiven einer integrativen Hermeneutik, Berlin2004, S. 19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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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