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解现实事物的过程中，批判在整体中保有着三种自我批判的方向，即针对理解本身的不充分性的批判，揭露被误解或者被遮蔽的意义结构的批判，以及对无意义和痛苦这样的否定性的反对。这样的否定性结构包含了意义和无意义的多重辩证关系，涉及许多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将意义与无意义放置在一个无可置疑的对立之中，认为它们不是能够通过无可置疑的中介所彼此通达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要问，我们要把它理解成对于基础性理解的根基的反对，以及作为前提的对意义的肯定的反对，还是在一个包揽性的二分中把握它呢？我们在解释学中和形而上学中都面对这一抉择。在解释学中，这是在一种作为一切理解和错误之前提的先天条件与作为开端的误解和不理解之间的选择，是在基础性的意义之肯定性与否定性之间的选择。①在形而上学观念史中，这个选择的一方是以肯定性要素—同一性、真理、善—为主导的一元论思想，它认为每一个偶发对立都仅仅是缺失和中止，恶是善的缺乏，错误是真理的缺乏。选择的另一方是二元论思想，无论涉及认识还是现实世界，它都以基础性的对立原则为出发点。形而上学的主要线索就是对抗二元论原则，而批判则提出了对应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对于二元论的对抗在深层次上也是对否定性的抵抗呢？毫无疑问，形而上学思想的形成包含了内在的对虚无的厌恶无限、无规定、空洞—而这种厌恶不仅仅是逻辑的、本体论的，也在实践意义上具有重要价值。它和解释学中的问题构成了现成的平行关系。无意义仅仅是逻辑上对意义的否定，还是它的实际对立面，甚至完全反过来，意义只是无意义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涉及了人类存在与理解的核心。对于将自己变成解释学哲学的解释学来说，对于意义和理解问题是同一个，对它而言，这个问题就是第一哲学的问题。否定性问题在其中的重要价值，对于理解作为批判的解释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① 这个反对意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卡姆斯对于克尔凯郭尔 和卡夫卡的反对，在后者那里，存在的窘迫最终通过宗教的方式 被取消了。(Annemarie Pieper，»Homo Creator：Sinnstiftung durch Kunst. DerMittagsgedanke bei Camus und Nietzsches Großer Mittag<«, in: B. Hilmer, G. Lohmann und T. Wesche (Hg.), Anfang und Grenzen des Sinns, Weilerswist 2006, S. 184-194.)
解释学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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