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文来看很显然的是，社会学层面的疑虑(针对现代社会的管理要求)和现象学层面的疑虑(针对日益增长的无力感和对主体的“远距离操控”)指向了后现代社会的同一种自主能力：指向了一种沉默的(也就是不被反思也不被讨论的)，也因此并不合法的现代社会的“规范性暴力”。尽管它能够“在人们的背后”进行有效的操控，但却不断葬送着现代性的自主性承诺，并且按照自身的尺度挫败着“成功的生活”。道德的私人化、富裕程度的提升和多元性的增强一直以来被我们视为自主性得以增长的保证，但现在却不再能提供答案，而是更多地成为病征的协同病因。
- 加速：时间规范作为一种沉默的暴力
“现代性计划”使得个体在伦理层面获得了自主性。这也导致个体感到自己真的能够在伦理事务和生活目标上获得自由。在诸如宗教信仰和性取向的问题上，多元论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为一个事实。但主体仍然感到自己处于持续的压力之下，压在他们身上的不是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能够被讨论和评判的伦理标准，而是不可追问的、“自然而然的”、“沉默的”时间规范。几乎没有一个孩子的父母不会担心他在发展能力和确保竞争机会的赛跑中落于人后。儿科医生们报告了在忧心忡忡的父母中间传染着的恐慌，他们担心孩子在视觉固定、爬行、坐或者说话方面比别人慢了。政客们劝说道，我们“不能继续承受”孩子直到三周岁才开始进行早教，到六岁才把孩子送去学校，让孩子在学校里学十三年，上十个学期或者花三年读博士学位。政客们还将这些付诸行动：入学年龄大幅降低、用G8学制高考取代G9学制高考①、六学期制的本科学位制等。中学和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不再聚焦于道德规范和目的性的使命，而是致力于将不可撼动的时间规范常规化。现代社会是由时限、日程和最后期限组成的。在现代社会中，“时间”不再显现为一种社会性的建构，而是一个简单的自然事实：时间就在那儿，时间很紧。因此，最严重的公共惩罚就是剥夺在现代社会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监禁一个人意味着夺走他可以自行支配的时间。除了金钱处罚之外这绝对是现代社会最有效的处罚方式，并且远胜于金钱处罚，它夺走的不是犯罪者的实体(也就是生命)，而是自行规定的时间。
时间关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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