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限制交往行动甚至使之不可能的系统性社会倾向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时，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最终只信任话语行为的逻辑和理性理论基础，而这些基础总是已经存在的，恰恰不是信任那些不确定的道德基础。①在此系统性地涉及那些对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市场和官僚机构，它们分别遵循金钱和权力的法则，并不需要遵守适用于交往行为的义务。哈贝马斯将这些机构命名为“系统”，从而和生活世界进行对比，②生活世界是他对所有交往行为领域的统称。
在他的结论言语行为分析得出真理的语言行为必须优先于谎言和欺骗之后，哈贝马斯在其社会理论中声称，系统最终必须承认生活世界的优先地位。只有生活世界才能为个性的形成、社会融合和文化的再生产或创新提供条件，没有这些，系统就不可能成为系统。这的确是一种抵制过分蔓延的系统的击倒论证(Knockout-Argument)，但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这一结果既令人惊讶，也是灾难性的。
① 对哈贝马斯从理性理论的话语前提到充满道德内容的话 语行为前提的过渡的批评，参见：Albrecht Wellmer，Ethik und Dialog,Frankfurt/M. 1986.
②我不能在这里讨论哈贝马斯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概念要从存在论上去理解，即指两个不可还原的不同世界，还是指两种到处发生的行动类型，即使以不同的混合形式发生。我认为，只有后者是可以辩护的。因为不考虑所有公认的系统的固有动力，语言的本质也存在于市场和官僚机构的控制层面中，他们(不得不)在某些时候互相信任，谈论天气或疾病，甚至彼此相爱。相反，交往通信(Kommunikation)可能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无论是涉及其技术基础还是涉及其对所有的上升机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交的网络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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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