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秩序的构成：数字伦理学的历史前提
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在探究西欧是如何走向现代社会的问题时，认为欧洲真正奠基性的技术革命并不是工业革命，而是16—17世纪的造船业的革命，施米特说：
一项重要的技术成就出现在这一转折时期。此时荷兰人仍然处于领先地位。1600年左右，在造船业领域他们是无可争议的领航者。他们发明了新的船帆技术和新的帆船类型。这些发明取代了船桨，并且使得那种与新发现的大洋相匹配的大规模的海上航行成为可能。①
卡尔·施米特之所以如此关心造船技术的革命，并不是简单地将造船业置于其他产业之上，认为造船业是17世纪欧洲的发展的核心。相反，施米特关心的是，正是由于造船业的技术革命，让原来视为不可能的空间，即远洋探索的空间成为可能。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历史上，尽管有了以人力船桨的大型船舰制造技术，这使得当时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欧洲，海洋不过是陆地空间的延伸，海洋空间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则，在陆地上的人，无法想象海洋的边界，也无法设想将海洋视为一种权力空间。不过，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海洋的商路和贸易自然会取代以君士坦丁堡为枢纽，在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帝国之间的陆地贸易，取而代之的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格兰等依赖于海洋贸易和掠夺为核心的海洋国家的兴起。当然，海洋国家的兴起，并不代表欧洲大陆诸国地位的没落，相反，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帝国仍然在欧洲大陆上具有极强的统治力。而海洋国家真正带来的冲击是，原先没有被视为权力空间的海洋空间，一下子具有了霸权地位，甚至这种霸权超越了陆地道桥山川的权力。换句话说，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海洋空间的概念，这正是施米特如此关心造船技术革新的原因，因为造船业和航海业不仅造就了跨大洋的贸易和新大陆的探索，而且也在抽象上缔造了一个海洋空间的概念。施米特继续指出，这是“一个如此令人瞠目结舌、史无前例的空间革命……当时一个崭新的、似乎是无限的空间展现在欧洲人面前，他们争先恐后地向那些遥远的地方蜂拥而去，把那些被他们发现的欧洲以外的、非基督教的国家和民族当作无主之物，认为它们应该从属于他们这帮第一批欧洲掠夺者”①。也就是说，航海业的出现，让欧洲人看到了陆地统治者之外的世界是可能的。陆地空间是有序的，受到王权、法律、宗教和伦理传统的制约，与之相反，这个新的海洋空间，作为许多下层欧洲人梦想的空间，是充满自由的无序空间，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暴力，让西方人眼中的无主之地变成了他们探索和冒险的空间。
第七章 云秩序与物体间性的数字伦理奠基
①[德]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林国基、周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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