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或许能从马克思对土地一地租的分析中看到理解数据一流量的价值形式的方式。在许多数字资本主义研究那里，他们直接将数据的存储作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例如，斯蒂格勒十分强调将数据理解为第三持存，以区别于胡塞尔意义上的第一持存和第二持存，如在他的《自动化社会》一书中，他就坚持认为：“自从1993年以来，已经形成了新的全球技术体系。其基础是数字性的第三持存，它构成了即将来临的自动化社会的基础设施。我们所谓的数字经济，就是由这种第三持存的基础设施所激发的数字动力，这就是这个社会无法回避的命运。”②斯蒂格勒在理解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自动化社会（在概念上，他的自动化社会与我们所理解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是类似的）上犯了马克思批判的庸俗经济学家们同样的错误。尽管数据对于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十分重要，它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和效用，也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就像土地构成了产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一样，但是，如果不经过一定的形式转化，被储存起来的数据在根本上不会自动地创造任何价值，数据十分有用，但这是效用和使用价值上的有用，而不是资本意义上的价值形式的有用性。也即是说，为了让数据的政治经济学成立，在斯蒂格勒等人的自动化社会分析中还缺少一个环节，即作为第三持存的数据就如同藏在图书馆里被尘土封存的图书一样，尽管上面布满了有用的内容和文字，但只要没有人翻看这本书，这本书里的内容和文字就不能转化为真正的可以流通的知识。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3页。
② Bernard Stiegler, La Société automatique 1: L'Avenir du travail, Paris: Fayard, 2015,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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