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在这个背景下，人工智能和人类关系的发展已经走出了人类与智能体是竞争、合作还是取代的简单的讨论。因为，智能体的发展实际上高度依赖于它们通过解释路径发展出来的个体与我们在信息圈里的数字化体现的“自我”之间的关系来培育出一个共存的智能的关系网络，与此同时，我们也被智能地塑造着，成为智能算法下的一个行动元。那么，在这个信息圈里，一个行动元究竟是人还是智能体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我们无需像模拟路径一样，在智能体体内镌刻上阿西莫夫的法则。而是通过数字化“自我”的作用，形成个体化的信息，将自己变成与其他个体一样作用的行动元，而所有这些行动元，共同构成了大数据时代下的新生命形式。
三、数字生态下的物体系
在解释性智能的关联主义之下，可以规避人工智能研究中的风险，即将人和智能体当成孤立和抽象的个体，作为一种独自运行和计算的实体来思考。强行地将人或智能体从它们各自运行的环境中剥离出来，从而单独地分析和研究智能体的状态，这显然不是智能体发展的真实状态。以无人驾驶为例，智能驾驶不仅与坐在汽车里的人产生关联，而且智能驾驶需要不断扫描道路周围的环境，并在瞬间识别不同的物和对象，也就是说，与智能体形成互动关联的不仅仅是车内的主体，而且道路环境上的生命体都是与智能驾驶交互作用的对象，智能体不仅形成了与驾驶主体之间的关系，更需要与车外道路环境上的每一样对象都形成关联，并对不同的对象做出反应。这意味着，一旦人工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单纯而抽象的环境之后，它势必成为一个不断在复杂环境中成长的行动元，而这种行动元积极加入到周围环境的个体化和智能识别当中，并不断地更新着各种关联，形成特定的行为方式。于是，我们发现，大数据时代的智能体与人类的关系，不能仅仅从单一或几个行动元来思考，而且要注意他们面对着更复杂的网络环境，一个将周围的对象都转化为数字化信息和个体化实体的网络，这是一种新的生态，一种不同于自然生态的生态系统，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生态。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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