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Twitter等，就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首都，这些平台为我们营造再也没有“垃圾”的规则系统，也是没有残余物的世界，我们不再能通过在街巷里闲逛来找到资本主义界面上的裂缝。一切都被掩藏了，一切残余物都烟消云散了，坚固的堡垒在用户面前进一步得到了加固，如同军事要塞一般牢不可破，一切虔诚的东西只有在烙了数字钢印之后，才能在数字空间中流传，否则，封号、禁言、404等规则直接将那些数字空间的另类加以驱逐，从而保证数字资本主义的堡垒成为有史以来最和谐最平滑的空间。似乎在这一刻，数字之门的门楣上镌刻的黯淡而阴森的“入此门者，当捐弃一切希望”的标语才如此的醒目。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还能像本雅明一样，在数字资本主义营造出来的虚拟空间中，找到一个“无法消除的剩余物”，来打破数字界面下的统一性幻象，进一步在数字焦土之上，重塑人类的希望？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或许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福柯撰写《知识考古学》的动机。在撰写完《词与物》之后，福柯提出了话语的权力的概念，因为话语构型本身意味着连续和平整的话语体系对物的体系的综合，而对于话语权力的反叛，完全不能在话语权力内部来开展，我们不能通过历史叙事打败历史叙事，也不能通过数字平台来打败数字平台，因为它们都属于同一个体系，无论何种叙事权力和平台算法，都将人们纳入其体系之下，按照其规则和协议而行事，在这些规则和协议之下，我们只能看到我们能看到的东西，我们只能言说被允许说出的话语，我们只能思考可以思考的内涵。对于这种连贯性的话语力量，福柯的策略是考古学，福柯写道：“考古学并不试图去重新发现连续的、不可察觉的转变，这种转变缓缓地将诸话语与它们之前的、周围的或之后的东西联系起来。考古学不等待诸话语基于它们尚不是的东西来变成它们所是的东西的时机，它也不等待诸话语在解决它们的形态的稳固性之后逐渐丧失它们的同一性的时机。考古学的问题反而把诸话语放在它们的特殊性中来确定，指出它们所使用的成套规则在什么方面不可简化为任何其他东西，沿着它们的外部轮廓和为了更好地突出它们来追踪它们。”①正如福柯试图通过在法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巴士底狱的文献中，找出那些籍籍无名的文献，来验证另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当我们进行历史文献考古学研究的时候，之前那个连贯而平滑的历史叙事，便会掀起波澜。
第十一章 数字焦土与剩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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