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福柯的考古学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对这些存在着，但人们却始终看不到的文献的发掘，而在于发明一种新的话语，让这些“消逝”的籍籍无名的文献重现出现在人们面前。福柯说“考古学将下述陈述作为导向性的陈述放在根部：它们关系着对可观察的结构和可能对象的范围的确定，它们规定着描述的形式和可能对象的范围可以利用的感知准则；它们促使特征化的最一般的可能性出现并由此打开有待建构的概念的整个领域，它们最终在构成策略选择时给今后最多的选择留有余地。而且考古学将在派生树的最顶端或至少在整个荆棘丛生的历程中重新找到发现’（如化石系列的发现）、概念的转换（如种的新定义）、从未见过或听过的观念的出现（如哺乳动物或有机体的观念）、技术的调整（标本的组织原理、分类与术语分类的方法）。”①只有通过发明新的陈述和叙事，那些被主流话语所掩盖的文献和遗迹，才能向我们敞开它的奥秘，它的奥秘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所依附的话语体系，即本雅明的新的历法。革命性的努力不仅仅是去创造一个新的政治，更是创造一种新话语、新平台、新历法，让之前存在着但被遮蔽的那些数据、痕迹、文献、遗迹再次昭然于天下，从而破除统治阶级的话语遮蔽这些“无法消除的剩余物”的神话，让不可能的事件变成历史的可能性。
第十一章 数字焦土与剩余数据
①[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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