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们可以理解在数字时代的劳动被解读为“非物质劳动”的问题所在。我们在使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TikTok等应用时，关键不在于我们上传了多少视频，转发了多少文章，或者对某些推送点赞或评论，而是在于，我们这些行为都属于一个统一的“一般智力”。哈特和奈格里等人认为，我们这些活动之所以构成了非物质劳动或数字劳动，仅仅在于我们在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之上，形成了一种一般智力的生产，这种生产也被哈特和奈格里称为“生命政治生产”(biopoliticalproduction)，这种生产是非物质性的，因为数字劳动从根本上变成了生产“一般智力”的非物质生产劳动。不过，哈特和奈格里的问题并不是在于他们指出数字时代的生产是非物质生产，而是认为这种非物质生产的劳动已经彻底取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物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他们指出：“第一个趋势就是在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中非物质生产的霸权或者主导地位…例如，图像、信息、知识、感受、符码以及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中，都超越了有形商品或者商品的物质性因素和商品。”①也就是说，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已经是一系列图像、信息、认知、感受的生产，而物质生产在这种非物质生产之下变得不再重要，从而马克思对物质商品和资本的批判，也逐渐让位于非物质的一般智力的批判。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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