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我开始写这本书时的想法更大胆。然而，我认为它非常符合我的目标，因为我希望提出两个挑衅:第一，数字媒体对世界和人类造成的伤害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要意识到的要大得多;第二，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使用同样的技术对象来抵制和废除新旧的奴役模式，重获人类的尊严，创造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新主体性。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首先讨论如何定义21世纪的奴隶制，并将其应用于从装配线到数据矿井的数字资本主义条件。然后，我将简要介绍两种基本的奴役模式：一种是“制造奴役”或生产模式奴役，例如富士康的中国移民工人一一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以其臭名昭著的血汗工厂条件而闻名，可以说，这与跨大西洋三角贸易相当。第二种模式是“制造”或消费模式的奴役，比如Facebook的免费劳动力和沉迷于数字设备的人。第2部分将重点关注通过集体抵抗、创意模因和纠察线上的社交媒体来进行反奴隶制斗争和数字废除的开放(Qiu2016b)，这些可以在中国的工厂区和网上大量观察到。我的目标不仅是批评现状，也是照亮我们集体数字未来的希望。
但请允许我坦率地承认:我使用苹果产品已经超过30年了。我和碰巧读到这篇文章的每一位电子产品消费者一样，对自己即将批评的产品感到自满。坦率地说，到达奴隶制的主题标志着我在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旅程中的一个点。然而，我现在提出这个不太可能的想法，是因为我看到了将奴隶制与数字事物联系起来的巨大效用。对我来说，奴隶制不仅仅是一种过去的状况，也不仅仅是对当代现实的一种挑衅的隐喻。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比较方法，将我们对数字媒体和劳工、中国和世界的思考重新历史化。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恰好掌握了自2010年以来在富士康(Foxconn)工作中获得的太多分散的实证观察结果，为此我需要一个更大、更连贯的分析框架，也因为对中国数字媒体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方法论民族主义或中国例外论的影响。但是，在一个比较奴隶制的框架下，我们可以将中国与世界历史重新联系起来，将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斗争重建为一个连续的、漫长的斗争过程。这种概念上的扩大可以成为理论上的突破。毕竟，奴隶制是关于将人类主体缩减为非人的客体是一种物化和异化的终极形式，这个过程总是伴随着抵抗、反抗和主体性的再制造。
- 概念化奴隶制(conceptualizing Slavery
借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法律研究的学术知识，我构建了一个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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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