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曾向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进行投诉，并且她的投诉事项最终以保密方式得到解决。但她并不认为这可以证明揭发机制的有效性：
联邦政府……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揭发者的措施。在过去10年中，劳动部门收到了1200多起投诉，但其中仅有不到2%根据《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得到受理。被揭发的事件很可能构成犯罪，但劳动部门在未经调查的情况下就以法律技术障碍为理由不予受理。
在2013年，另有6名员工揭露，美国银行在后泡沫时代继续做着瞒天过海的营生。还有一位名叫理查德·鲍恩(RichardBowen)的花旗集团主管，他本来负责监管220名员工，但在表达了对于风险的忧虑后，他手下的员工数降到2名。在雷曼兄弟公司，风险经理也被扫地出门。花旗集团经理雪莉·亨特(Sherry Aunter)发现自己在指出其所在银行“从外部贷款人那里购买的抵押债券都存在篡改税表、评估作假和签名缺失等问题后遭到冷遇。与其他许多有所保留的员工不同，亨特成功地克服了揭发者面临的重重障碍，并且在政府根据她提供的信息起诉花旗集团之后为自己赢得了数百万美元。但发起这种诉讼的代价很高，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员工在压力下选择屈服，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然后与主管同流合污地实施欺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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