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我的举例不是非常全面。也许有人会说它们都属于投机时代的鲁莽行为，并不具有代表性。但是政治学家丹尼尔·卡朋特(Daniel Carpenter)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论点，“我们研究某一特殊过程不是因为这一过程可以代替其他过程，而是因为它能够影响其他过程”。鉴于那么多的人在繁荣年代暴富并且在萧条时期来临后全身而退，野心勃勃的交易员和银行家们必然不会把金融危机看作前车之鉴。“伦敦鲸”事件表明，危机发生多年之后，关键模型依旧像泡沫年代一样受人操纵（并且监管机构依旧不负责任)。监管机构要像在泡沫年代一样对金融操作执行常规审查，否则情况不会有所改观。事实上，种种劣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此外，在不透明的现代金融领域，代表性需求是一个很难定义的范围。我们很难知道有多少非法活动正在金融领域发生，也很难掌握合法行为的立足基础。黑箱的作用就是要隐瞒正在发生的关键事实。没有人能够自信地断言公司投资、账目或文档编制操作的准确性质。
记者兼人类学家吉莉安·泰德曾经描述过衍生品交易中可怕的“社会沉默”景象：“对于无聊烦琐的事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其视而不见。”极端的复杂性不仅能够麻醉公众，而且可以被金融工程师或贸易商或经理们用来唬走评价机构、会计师和监管者等把关人员。在很多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情况中，金融工程师们总能找到方法来操纵算法程序并对相关数据进行篡改。
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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