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考夫法官曾经在一个案例中试图实施这种审核。在2011年，他拒绝接受花旗集团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银行在推行问题证券中的作用问题以2.85亿美元达成和解的做法。在严厉的判决书中，拉考夫指责监管者和被监管者把法院当成了一个“促成私下和解的侍者，而且和解的事实基础都不为人知”。“不基于事实的司法程序比任意而为的做法还要糟糕和危险，”拉考夫法官提醒道，特别是“当起落不定的金融市场严重影响着美国的经济和美国人民的生活时，这种行为更加削弱了金融市场的透明性”。拉考夫尖锐地指出了一个具有讽刺性的现象：执法流程的不透明性让许多细节得以隐藏，只有少数具有特权的业内人士才能获知。他还对法庭判决的罚款嗤之以鼻，认为那与银行的获利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本可以采纳拉考夫法官的意见来敦促花旗集团做出让步。可事实恰恰相反，银行及其监管部门联手对拉考夫提起了诉讼并在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获胜。如果作为法律问题处理，上级法院的做法可能没有错误：行政机构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受理和处理哪些案件。然而，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忽视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所管辖行业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监管者可以通过对监管对象放宽政策来获得未来利益，“旋转门事件”①就证明监督者有可能变成监管对象的走狗。而上诉组委会并没有考虑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黑箱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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