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离和不平等现象
针对普通公民和针对高层金融家的信誉系统几乎完全分立在了两个不同的经济操作体系当中。
当征信局对用户做出评分时，用户并没有机会事先咨询什么样的财务管理方式可以获得高分，也不知道如何做出调整来扬长避短。征信局关心的是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公司，而不是用户。但当结构化证券的保荐人需要一个AAA评级来推广其产品时，他们只需支付20多万美元就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等级，从而获取一种强大的游说力。此外，评级者会为他们提供广泛的咨询意见，指导他们如何在不影响其评级的情况下采取风险行动。至少到目前为止，当形势恶化时，很少有保荐公司或评级公司的高层为此承担过严重的经济后果。
而那些背负着债务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学生则是另一番境遇。学生借贷的利率在7%以上，而银行获得贷款的利率却不到1%。这种差异表面看来似乎合理，花旗和高盛集团的资产必定高于普通大学生的资产。然而，它们也应该肩负更多的责任。它们比学生信用更高的真正原因是政府的背后支持。从理论上讲，没有理由不能降低学生的借贷利率，也没有理由不能上调银行利率。然而，学生不像金融业那样拥有强大的幕后支持者。
当然，金融机构需要获得一些联邦支持，大萧条时期银行挤兑的可怕情形让我们认识到20世纪20年代的放任政策并不可行。然而，政府在提供支持时需要施行一套复杂的法规来对银行风险进行严格限制。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本来是计划将这样的风险监管应用到现代金融业当中，但它的实施速度极慢（并且不彻底)，所以并没有发挥多少实际的作用。该法案承诺国会正在“采取行动”，但它的法律漏洞太多，以至于难以促成改变。在银行与政府之间的交换条件中，银行占尽先机。
第六章可被了解的社会
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