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医疗补助水平正在不断下降。
但在其他社会保障更为慷慨的国家中，事业的失败就不会如此可怕。例如J·K·罗琳就曾经写作受挫，依靠英国的福利制度熬过了好多年才最终找到了自己在文学领域的立足点，否则“哈利·波特系列”可能永远不会问世。2014年实施的《平价医疗法案》对于美国社会中的低薪阶层来说是一道曙光。或许几十年后我们会发现，推动艺术类职业（及各类自由职业）保障的最大动力来自国家的健康保险和购买补贴政策。或许，版权政策的制定者可以从医疗政策专家那里获得启示，通过福利政策给创作失败的人一个喘息的空间。
我知道，这个解决方案必然会引发一番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唇枪舌剑。然而，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方式呢？通过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承包商来关闭一切侵权之门，还是让无所不知的Google、YouTube或Facebook汇报你正在观看什么内容？还是普遍性地提供一个基本收入，以此大大降低前面两项措施存在的必要性？社会主义之所以越来越受追捧，是因为资本主义金融和执法领域中的政府和企业在不断地减少公民的利益。
逐渐缩小的政企分歧
位于美国政治话题中心的“自由市场Vs国家”之战具有日益明显的二重性，这一点可以从医疗保障案例中看出。一方面，“市场”必须遵循国家规定的执照和质量法规；另一方面，即使联邦医疗保险之类的政府计划也要依靠私人承包商来负责确定资格、提供福利等方面的工作，然后承包商从中获利。金融部门的模式与之类似。即使是芝加哥贸易委员会这样典型的“市场”机构也只能在规则框架内实施运作。此外，那些受其影响的人在不断地试图改变这些规则，或者将其为己所用。2012年，Google用于企业游说的预算仅次于通用电气。
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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