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企业支持情报机构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例如，由于波音公司是华盛顿联合分析中心的成员，所以该公司在华盛顿可以“从融合决策中心实时获取信息”。波音公司总裁称，公司希望“做个示范，让大家了解重要基建领域的私营公司如何与这些中心机构进行合作，并且生成、接收犯罪信息和反恐情报”。星巴克、亚马逊和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也都希望和华盛顿联合分析中心合作。
在联邦快递的首席执行官宣布公司与政府部门展开合作之后，联邦快递获得了政府赋予的一系列特权，其中包括：允许进入政府安全数据库，在联邦调查局的地区反恐特遣队中占据一席—作为唯一一家获此特权的私营公司，联邦快递从田纳西州获得了可以建立内部警力的特殊许可。与加入曼哈顿下城机构的那些银行一样，联邦快递正在共享国家的特权和豁免权，同时又无须担责。
据报道，Google公司也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存在着交易关系，电子隐私信息中心希望能够找出相关证据，但联邦法官出面进行了阻止。即使在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大揭秘后，国家安全局也没有对与Google展开过的情报合作进行证实或否认。
军队和密探向来都隐秘行事，毕竟如俗语所言：口风不严战舰沉。然而，保密行为也会牵涉到利益问题。当Google在网络监测方面与国土安全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并肩作战时，它还用得着担心可能会违犯反垄断条款吗？就像那些“大到不可能倒闭”的银行一样，Google公司“在监测方面的地位太重要了”，以至于政府要对其维护到底。事实上，2013年的泄密文件已经揭示出，美国国家安全局（或英国的合作伙伴）曾与负责调查Google违反欧盟竞争法的官员进行过接洽。更多的资料显示，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仅是交易关系，它们还在利益交换方面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联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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