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不可计算性，我们或许可以考虑一种偶然性不能被反思吸收的情况——比如宇宙大灾难——或一种超出反馈逻辑的外化，产生出无法被利用的偶然性，这意味着辩证法走进了死胡同，这是算法的灾难。失败与灾难将我们引向一个更广的、先前的系统无法整合的现实，它迫使我们探索另一个系统。正如当贝特森谈到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的神学时，他提到了“强力”(power)，强力是另一个更强大的系统：贝特森说：“这个系统或强力’必然与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我所经过的树林的美’是我对树的个体和整个森林生态系统二者同时的认识。”②这强力类似于神性；神性可以是另一个系统，它的合理性可能不太容易被认可，但可以通过符号和仪式被合理化。
在此我们与其谈论末日式的事件，不如举一些外化不再能被同化进有机系统的例子。这种外化反而破坏了系统同化的能力，因为它取得了规定性的力量也就是说，不再是由理性设定界限，而是相反。我倾向于144认为这正是21世纪唯物主义的任务，恰恰因为外化不再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仆人(Knecht)—在那里，外化是理性自我认识的手段；而技术系统的完成，即形而上学的完成，正在消解这种辩证法。这也意味着基于理性的划界的哲学，要让位于一种被理念论者和许多所谓的唯物主义者们低估的唯物主义。我们希望由此出发，探讨20世纪器官学思维中对人一机、文化一技术关系的一些主要解读。考察这一转变的同时，我们将从自然哲学走向一种技术哲学，其中有机主义和器官学将在半途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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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
①克劳斯·皮亚斯(ClausPias)在他的文章《模拟，数码与控制论幻觉》(Analog，Digital， and the Cybernetic Illusion), Kybernetes 34,第3—4期，2005年，第543—550页中指出了维纳控制论对物质的无知。
②贝特森，《走向心灵的生态学》，第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