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思辨的问题：按照德日进的逻辑，是不是可以说随着理智圈、技术和环境的成熟，有机和无机将共同构成一个有机主义系统，使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得到保证——因为这种基于相互性和共联性的自然自组织正是康德设想的政治理想？也就是说，随着技术朝奇点和智能爆炸加速发展，有没有可能实现一个像真正的“有机体”那样，能够自我规划和自组织的人造地球？但德日进能设想这样一种末世论，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权力和资本。超有机体将始终是个神学理想，它忽略了体现在不同层次中的斗争。正因如此，康吉莱姆之后的器官学必须同时是一个政治项目，它必须是宇宙技术性的。
§38 背景的原则
当技术系统的决定性成为一种普遍趋势，又该如何思考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呢？技术系统的决定性包括对未来行动和事件的推测。这构成了我所说的继康德《判断力批判》的表述之后，哲学化的新条件。然而，问题不在于有机丧失了优越性，正如西蒙东清楚觉察的，问题在于没能认识到无机正在成为有机。西蒙东进一步把这种状况看作一种可能性，因为考虑到甘巴尔引擎的地理环境是不可转移的，在一个信息机器集合中创建和组织关联场合会更容易。因此，这场斗争不是要恢复人类的有机性的优越性，而是要试图重置技术(resituate technology)——即一种控制论或流程学思维这超越了[221]技术的具体化。（因此它是一种一般流程学，而非维纳意义上的控制论，它更接近贝特森而不是维纳。)这种“超越”不是分离，而是对技术具体化的再语境化，这与生机论者希望把“机械放归它在生活中的位置”的做法有相似处。①在《机器与机械主义》(Machine and Mechanism)一文中，康吉莱姆指出，笛卡尔通过把有机体机械化，使目的论消失了，因为自然被简化为机械，目的论被封闭在技术活动中。②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反思性判断和规定性判断的区分，以及柏格森对生命和机械的区分，使康吉莱姆得以设想一种远超出科学与技术的现实，就像康德的自然目的③和柏格森的生命冲动那样。在西方，人们可以看到从神话到机械主义，进而到有机主义和控制论的转变，这是科学的进步，同时数学形式化规定了什么可以被称为科学的。维纳认为一台柏格森式机器是可能的，因为他像有机论者那样，拒绝了生命冲动概念，认为可以用数学方法研究有机体。维纳的控制论表明了一种构建非笛卡尔式机器所需的基于反馈和信息的新认识论，从而他也扩展了理性主义的范围。柏格森和康吉莱姆两人都认为，技术理性化总伴随着不可化约的另一面：“技术的理性化使人忘了机器的非理性起源。似乎在这个领域也像任何其他领域那样，人们必须知道如何给非理性腾出位置，甚至，尤其是当人想捍卫理性主义的时候。”①
第四章组织性的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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