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消极的一面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于使任何认识论都失去了绝对的基础。这种碎片化不是对后现代话语的重复——因为后现代仍然是关于普遍性的话语——而是为了回归地域性(locality)以重新思考技术的发展。但这回归[39]不是对怀旧的自然概念的渴望，即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浪漫主义自然，因为自然本身或许在工业革命之后就不复存在了；它也不是对海德格尔谴责的持存的延续。我们必须找到另一种立场；我曾经想称之为文化的更高立场，但现在我认为这不够合适，这种说法太容易陷入文化本质主义或种族中心主义。不如说，这种立场是我所说的宇宙技术思维，它将技术定位在它的起源处，并把它与作为宇宙现实的基础联系在一起。这一穿越了有机体、有机主义和器官学的旅程，将成为未来宇宙技术再概念化的出发点。自由问题恰恰位于对多元性的肯定中，因为自由就是有能力区分(differ)和延迟(defer)图形与背景二者，在经历了几个世纪作为同步化的现代化之后，允许未来分叉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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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自然与递归”试图把康德的反思性判断解读为递归性的先驱，并说明这种反思是如何在谢林的自然哲学中被自然化的；我认为这种自然化预示了20世纪生物学中的有机主义（如贝塔朗菲、李约瑟、伍杰和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盖亚的概念(洛夫洛克和马古利斯)。第二章“逻辑与偶然”，进一步探讨了反思的概念是如何在黑格尔的反思逻辑中被机械化，并在控制论中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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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与偶然